进了南京，袁贵妃、坤兴公主和太子及永王入住皇宫后，陈修远的任务算是彻底的完成了。
如秦瑞章所料，方岳贡他们基本上都被南京朝廷边缘化，方岳贡和邱瑜都顶着一品大学士的官帽子，却都被打发到无所事事的养老部门，其他北来官员也被安排到无足轻重的地方。
朱由崧则花天酒地，每日沉醉于歌舞之中，南明政权成立之初，前期的拥立问题，使得南明政权立马派系林立，宦官派大权在握，飞扬跋扈，东林党人备受排挤，各镇将依仗拥立有功不听指挥。
而朝廷的阁臣以为，南明、大顺、满清，作为军事实力最弱势的一方，弘光朝廷根本做不到以一敌二，所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联虏平寇”，要么“联寇平虏”。
然而其实这个两难问题是不存在的，在弘光君臣的选项里根本没有“联寇平虏”——崇祯皇帝用自己的死取消了这个选项。
正统的明王朝亡于农民军之手，无论从道理还是感情上，南明政权都不可能和大顺政权携手抗清，于是内阁议定了联虏平寇的国策。
朝廷想要学唐借匈奴回纥兵平定内部叛乱一样借清兵平定李自成，但是殊不知借兵要先强己，没有自身的强大那么最后也会被吞并，如北宋借金兵来灭辽，结果才有了靖康，南宋借蒙古军灭金结果自身也被蒙古所灭。
合作的前提在于实力相当，否则便是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以南明的实力和清军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我们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便是这个道理，在当时也有人看到了这种情况。
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就上书对弘光帝说和清军合作也不是不可以，崇祯的仇也是应当要报的，但是必须要练自身强军，若是李自成被打败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赶走清军结果清军问鼎中原，中原落入外族之手，那么我们就是千古罪人了，所以应当让我们的军队进军河南，山东等地，尽快收拢失地安抚民心。
但是当时的弘光帝沉溺于美色和享乐并不理睬，弘光帝并不理政，全部都交给史可法、马士英等人，但是马士英还是没有实行陈子龙所说的计划，而仍然奉行联虏平寇的政策，在清军入关李自成无暇东顾，清军又没有站稳脚跟之时，河南山东等地出现权力的真空，各地乡勇打出了扶明灭寇的口号。
南明联虏平寇制定的政策最重要的还是军队不行。我们以江北四镇中的刘良佐和高杰而言，因为他们有定策之功全部封有爵位，根本没有进取之心，无论是对于清军还是大顺大西他们都是败兵之军，早已经没了胆气，看见敌军就望风而逃，看见人民就抢夺，杀良冒功都是常事，在当地兴建豪宅大院，抓捕壮丁。
农民军他们都打不过，让他们和更凶残的清军打更是不可能，此时让他们北上简直是天方夜谭。
朝廷根本调动不了这群军头，每每以军饷不足，强行开拔唯恐哗变来应付，但朝廷定下的江北四镇军饷是二十万旦粮，四十万银，而且从南明建国的四个月江北四镇总共发了一年半的军饷，显然不是因为军饷不足的问题，根本就是找借口罢了，而作为督军的史可法也要上书朝廷给这些人打掩护，其实也是给朝廷打掩护，不让大家脸上都那么难看罢了，当年祖大寿也是如此，不管有什么事辽东巡抚朝廷官员都要给辽西打掩护，因为撕破脸皮朝廷也不能那他们怎么样。由此可见南明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联虏平寇却也是无奈之举。
身在南京的陈修远，虽然贵为忠勇侯，但没有入朝议事的权利，朱由崧又基本上不上朝，到处疯传弘光帝每日饮酒作乐，自陈修远来南京后，还没有面见过皇帝。
朝廷联虏平寇的政策流传开来后，陈修远就开始写奏折，陈奏了联合东虏的巨大风险，条陈了朝廷现在应做的各个事项，但他的奏折无疑是泥牛入海毫无音信。
陈修远自己也是明白，护卫袁贵妃他们南下，对于朱由崧、马士英他们来说，自己是他们的政敌，自己现在的升迁地位，都是迫于舆论压力而得到的，谁会理会一个自己的“敌人”呢？
陈修远开始拜访史可法，史可法如今也是焦头烂额，内阁里被马士英排挤，为了避嫌不接见陈修远。毕竟当初史可法意欲拥立桂王，反对拥立朱由崧，如今自身难保，宜上奏自请督师江北。
陈修远苦闷不已，每日里愁眉不展，看着此时的南京：
此刻已经是鸡飞狗跳，朱由崧没有子嗣，册封太子后开始大选秀女，派宦官于南京城中四出搜巷，凡是有女之家，必以黄纸贴额，持之而去，南京城中骚动。这个行为哪里像是在选秀，简直与强盗采花贼无误，见着漂亮姑娘就将之劫走。
和陈修远一样，也有部分官员提议减免赋税，意在借此争取民心。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对，就连史可法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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