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也是为了袁贵妃和两个小王爷的利益，积极主张采用刘凤翔的建议，整个队伍马上打出太子南下的旗号，还有就是方岳贡和邱瑜分别写信给南京的史可法，仔细介绍如今的现况。不长时间就有保安队员充当信使，骑马向南飞驰而去。
…………
两个月前，有从北京逃至南京的人员带来了北京城的消息，崇祯皇帝自缢殉国，太子和定王、永王被闯贼虏获。
整个留守朝廷也是人心惶惶，南京官绅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归悲痛，国家也是一日不可无君啊！陪都一时间成为大明残余力量的政治中心。
南都各部官员对于拥立新君一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
当时纳入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陛下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当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右佥都御使路振飞任漕运总督驻守淮安。淮安是运河重镇，是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之间的咽喉要地。当时流寇势力十分嚣张，路振飞安排精兵强将在淮河沿岸设兵防守。又在两淮之间，组织民团，招募乡勇，成为了一支达数万之众的劲旅。
这时明朝的福王、周王、潞王、崇王四大亲王因躲避李自成的闯军，同时逃到淮安，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贵族的避难所，这些贵族包括着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
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数大臣认为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
更重要的是他们忌惮福王的血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想起了由崧那位厉害的祖母，几十年前，正是因为这位厉害的女人为自己的爱子朱常洵谋立大位，引发了朝野一系列风波。
生出了着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数曾经与郑贵妃及其家族有过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就更加不愿意让由崧即位，不愿意被清算历史旧账。
于是，这一派人物积极开始活动，企图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演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
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账，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演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
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检视南京诸臣所说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谓的“七不可”倒在其次，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可能搞的政治报复。
南京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坚持“立亲”为原则的意见，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亲亲”的伦理准则。
都谏章正宸就力主拥立福王，他说，当光宗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现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祯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驾崩，都没有子嗣可以承袭，那么血统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应当地成为“国本”。
章正宸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着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并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确实是大明在南方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军队驻扎于浦口，这是一支兵力并不强大的部队。同样是在江北，还有几支有着相当独立性，并不受史可法指挥的军队，高杰将军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
类似于高杰的将军还有三位，他们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这四位雄踞江北的将军各自拥有大约十五万的兵力，而且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所以他们对于拥立问题的看法至关重要。其实除了这四位忠诚度很值得怀疑的将军。
还有一个人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就是着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是福、潞二王的现实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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