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灯光被调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亮度，既不会在纸面上形成刺眼的反光，也不会让墨色的层次因为光线不足而变得模糊。
那两幅卷轴已经被平铺在长桌上，《五王醉归图》在左，《葛稚川移居图》在右，两幅画之间隔着大约半米的距离，像是两段各自独立又互相对照的章节，正在等待同一批读者同时打开它们的封面。
陈阳站在长桌的一端，双手垂在身侧，姿态从容，没有急着开口，也没有急于引导任何人的目光。
方大海退到了靠墙的位置，靠着墙站着，像是一个已经完成了运送任务、正在等待下一步指令的人。
郑国栋几人看着三位专家依次走到长桌前，各自选了一个位置站定，然后开始看画。
那是一个需要被慢慢观察、反复确认、来回交叉对照的过程。
周老师站在《五王醉归图》前面，身体微微前倾，没有碰画，目光从那幅画的卷首开始，沿着画面的横向走向，缓慢地向卷尾移动，像是在用自己的视线沿着一条他已经走过很多次的路一步一步地走，不跳过任何一个拐弯。
钱老师站在《葛稚川移居图》的前面，他的观察方式跟周老师不太一样，先是退后一步看整体构图，然后再靠近看细节，像是一个先看整张地图再放大具体路段的人。
孙老师没有站在任何一幅画的正前方，他站在两幅画的中间位置，同时在观察，这种看法，不由让陈阳心里微微吃惊。
沉默持续了大约七八分钟，只有偶尔翻动纸页和调整站姿的声音。然后周老师直起身来，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开口的时候声音不大，语气里有了一种已经形成初步判断之后才会出现的那种确定：“这幅《五王醉归图》，从线条和设色上来看，我认为有相当高的可能性是任仁发的原作。”
“尤其是马的形态处理——任仁发画马的风格特点是精准而克制，马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线条不是靠‘画’出来的，是靠线条本身带着体积感。”
说着，周老师伸手一指，“你们看这匹马的后腿和腰腹之间的衔接位置，它的转折是连续的，不是生硬的直角过渡。”
“这种处理方式，我在任仁发的《二马图》里见过同样的手法，那幅画在故宫博物院，我曾经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过。”
钱老师没有立刻回应，他依然站在《葛稚川移居图》前面，像是还有最后几处细节没有看完。
过了十几秒，他直起身来，转过身看着周老师：“我同意你关于马的判断，那几匹马的形态确实符合任仁发的特征。”
“但我不确定的是这幅画上的题跋和印章——卷尾有几方印章的位置跟着录里的描述有一点点出入，虽然出入很小，但在鉴定上，一点点出入就有可能说明它曾经被重新装裱过，或者在某个环节被裁切过。”
“如果它被重新装裱过，那印章位置的变化就可能不是问题；但如果它的装裱是原装的，那位置发生变化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孙老师站在两幅画中间，听了两人的话之后缓缓开口，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沉缓：“周老师提到的马的形态，我看过了，确实符合任仁发的特征。”
“钱老师提到的印章位置，我也看了。”
“那几方印章的位置差异非常细微，可能是不同时期装裱时留下的裁切痕迹。”
说着，孙老板用手点点桌面，微微皱了皱眉头，“但我更关注的是另一件事——这幅画的纸面状态。”
“它的纸面上有一层非常均匀的氧化色，不是那种被刻意做旧的局部加深，而是整张纸面从内部透出来的老化感。”
“这种程度的氧化，需要至少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如果是后仿的，那种氧化的分布不会这么均匀。”
钱老师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几秒。他知道孙老师说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多年经验积累出来的直觉，不属于可以被量化验证的范畴。
但正是这种不容易被量化验证的判断，在鉴定工作中往往拥有更重的分量。他换了一个角度：“孙老师，你说的纸面氧化状态我同意，确实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效果。”
“但我还是对它的流传路径有疑问——这幅画在清宫记录里是有明确编号的，但它从溥仪手里流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着录里。”
钱老师也是满腹疑虑，一脸不确定的模样，“按照陈老板的说法，我们现在忽然在一尊佛像的肚子里发现它，这幅画的保存状态又比预想的要好。”
“这中间的空白期太长了!”说着，钱老师摇摇头，“一件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的画，你说是真品，它就应该是真品，但你想要一个完整的理由来说服我，那些空缺的部分就需要被补上。”
周老师听完钱老师的话，开口接了一句：“流传路径的不完整，在书画鉴定中并不是罕见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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