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到年底的时候，李治发布了一条诏令。
诏令上说：“从今年开始，僧尼不允许接受父母或者尊长对他们的礼拜，相关部门应该明确地制定法律法规来禁止这种行为。”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条法令出现，源自李治在上个月去洛阳巡幸之时，在一处思源见到的一幕。
当时有数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对一个二十郎当的的年轻僧人行跪拜之礼。
李治当时就有所不喜，对身边的宫人说：“朕为天子，亦不受臣子与百姓之跪拜大礼。现这小小僧侣却让许多老者跪拜，难道他比朕还要尊贵吗？”
李治说完，便让人去将这几人带来问话。并问及几位老者跪拜之缘由。
老者说：“他们跪拜僧侣，是希望获得佛祖的保佑，能让自己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些。”
那小僧也道：“见僧跪拜是佛家礼数，否则便是心不诚。即便是父母见到自己，也应该行跪拜之礼。”
李治当时就有所不喜，细问之下又得知那些老者，竟然还是这小小僧侣的叔伯长辈。
后又见到那小僧出家的寺庙，竟然比自己的皇宫还要富丽堂皇，心中便有了改革之意。
在当时，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僧尼在社会中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他们通常会受到信徒的尊敬和崇拜，包括礼拜等礼节。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和服从是基本的伦理要求。
通过禁止僧尼接受父母和尊长的礼拜，法令试图强调宗教活动不应干扰到传统的家庭和社会伦理结构。
这是出于对佛教势力过度膨胀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的担忧，也可能是为了强化世俗权力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和管理。
此外，这条法令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视，要求相关部门明确制定法律法规来执行这一禁令，显示了法治精神的萌芽。
这表明，即便是在宗教领域，也要顺应国家的习俗，并依法行事，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而李治的这一条诏令真正得目的是在敲打兴起的佛教，明确君权至上的社会结构，防止有人假借佛的名义造反。
其后，原本的吏部侍郎刘祥道，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并且继续负责选拔官员的工作。
他认为目前的选拔制度太过宽松，每年有超过一千四百人成为官员，而且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通过选拔进入官场，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筛选。
目前，国内和国外的文官和武官，从一品到九品，总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按照这个数字计算，大约三十年后，现有的官员才会全部更换一遍。
如果每年只选拔五百人成为官员，就足够补充所需的官员数量了。他希望能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正好杜正伦也提出同样的观点，认为成为官员的人数过多。
皇帝命令杜正伦和刘祥道一起，在朝会之上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大臣们因为害怕改变现状，反对者众多，所以李治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刘祥道作为吏部侍郎，负责选拔官员，他意识到当时的选拔制度存在问题，即选拔的人数过多，而且选拔过程不够严格，导致官员质量参差不齐。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减少每年成为官员的人数，并进行更为严格的选拔。这样可以保证官员队伍的质量，并且减少不必要的官员数量，提高政府的效率。
然而，尽管他和杜正伦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但是由于大臣们不愿意改变现状，改革最终没有实施。
这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即使有识之士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实施。
这也反映出当时官场的一些弊端，如官员选拔的随意性和官僚主义的阻力，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效能和公正性。
而这样的制度只会让行政机构越来越臃肿，让朝廷的工作效率下降。而这一状况随着王朝建立的时间越长，便会越严重，而且永远不会得到改变。
而且，看看那些被推翻的王朝，其末代之时往往都是财政出了问题。人口的增加根本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这些本应进入国库的钱财，最终成了臃肿官僚们的俸禄。这也是王朝倒台最根本的原因。
除非王朝交替，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才有可能是最精简的官僚体制。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显庆三年。
正月之时，长孙无忌等人呈上了他们修订的新礼仪规范。皇帝李治下令在国内和国外都要实行这些新的礼仪。
在此之前，李治认为贞观年间的礼仪规范不够完善，因此命令长孙无忌等人进行修订。
当时许敬宗和李义府掌握实权，他们对礼仪的增减有很多都是迎合皇帝的意图，但是儒家的学者们对此表示反对。
而太常寺的博士萧楚材等人认为，提前准备凶事是不合适的，这不是臣子应该讨论的。许敬宗和李义府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就焚烧了《国恤》这一篇文章，从此关于凶事的礼仪就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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