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抱着这种想法，所以在卢世荣提出了上面这一大堆的建议后，忽必烈只是在这本厚厚的奏折中选中了关于征税的那几条，在上面画了几个圈，表示只同意这几条后，便将奏折扔到了一旁。
这个举动无疑是向其余人释放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忽必烈对卢世荣已经很不满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宦海浮沉，真金也锻炼出了一副好鼻子，他的政治嗅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扳倒卢世荣，重新执掌朝政的好机会。
说句良心话，从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真金虽然有点政治头脑，但肯定不多。
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是一国储君，未来的天下都是你的，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但你却偏偏要在你爹还活着的时候去跟一些大臣争权夺利。
你也不仔细想想，权力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春药啊！
春药这玩意，吃一点点就够了。
吃的太多，不好消化。
回归正题。为了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在察觉到卢世荣失宠后，真金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击。
因为卢世荣制定的这些政策几乎全部都是针对豪门大户来的，而天下的豪门大户基本都是朝中官员和蒙古贵族，所以这些人对他的印象都差到了极点，恨不得将他碾死泄愤。
如今有皇太子牵头，他们便认为有了靠山，于是便纷纷上书，开始数落卢世荣的过失。
至元二十二年四月，监察御史陈天祥上书弹劾卢世荣，忽必烈此时正在上都修养，天天看弹劾卢世荣的奏折如雪片一样飞来，也嫌这些朝臣们烦，为了耳根子清静，他干脆将卢世荣和陈天祥都召到上都，准备让他们当面对质。
但待二人都赶到上都之后，忽必烈却命内官传旨，将卢世荣绑缚于宫门外，次日再宣二人入宫对质。
在二人见面后，陈天祥一条条数落卢世荣的不是，卢世荣这哥们也缺心眼，面对着陈天祥的指责，他逐条进行了辩解，但却越描越黑，引得忽必烈勃然大怒，最终将其革职下狱。
桑哥本想替他说几句好话，但却提前得到了真金派人传来的口谕，让他不准在忽必烈面前替卢世荣讲情，迫于他的压力，他只好闭口不言。
成功将卢世荣斗倒，这让真金觉得十分扬眉吐气，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整座朝堂的朝臣已经都是我的人了，他们对于我提出的要求都在尽全力配合，即便是这件事有可能会得罪皇帝也在所不惜。
但他却忘了，大臣们之所以愿意配合他，并不是因为他多有能力，而是因为他在这一次事件中，代表了绝大多数朝臣们的利益，他们愿意追随在他的身后和皇帝死磕，只是趋利附势的一种体现，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可真金没想过这些，他的目光完全被即将到手的权力所蒙蔽了。
每次在朝会召开时，他望着那个坐于龙椅之上的古稀老人，看着他因为岁月流逝而越来越佝偻的身影，他的眼睛里都会闪过浓浓的嫉妒。
在他的眼里，那个高高在上，一直压自己一头的父亲，如今就是阻挡自己掌权的唯一阻碍。
父亲，你已经70岁了。
你老了！
老人就该安享晚年，执掌一个帝国这种辛苦活，就让我替你来做吧。
在权力的诱惑下，真金决定趁着刚刚干掉卢世荣的这个热乎劲，抓紧时间向自己的亲爹发起攻势。
在卢世荣被捕下狱仅仅四天之后，南台御史便上奏折，言称忽必烈年事已高，而且身体不好，应当禅位给皇太子真金。
万幸的是，这封奏折在传递过程中落到了御史台都事尚文的手里。
这个尚文是一个汉人，而且是刘秉忠在世时推荐给忽必烈的官员，所以深知这封奏折一旦交到忽必烈手中，将会在朝中引起多大的动荡。
为了不让大元朝廷陷入混乱，使得天下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无妄之灾，他决定隐匿不发，暗中将这封奏折归进了御史台的档案卷宗里面，将其藏了起来。
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被卢世荣重新启用的阿合马党羽中，有一个人叫做答即古阿散，因为政治立场的缘故，他们对于真金深恨不已，所以在得知了这封奏折的消息后十分兴奋，认为凭借这封奏折的内容，一定可以重创太子党，甚至忽必烈一气之下，说不定会将真金的太子之位罢免也未曾可知。
所以，他们便主动联络了尚文，让他将奏折交出。
对于他们的要求，尚文严词拒绝，并声称，御史台所有的奏折案卷都存放在库房里，没有皇帝的旨意，任何人都无法开库查看。
答即古阿散等人见状，自知从尚文处肯定是无法获得这封奏折的消息了，索性便不再纠结于此，而是直接去找到了事情的正主——忽必烈。
因为他们都是主管经济的官员，深知忽必烈对于财政问题的看重程度，于是便针对忽必烈的弱点向他进言称：海内的财谷，诸省、院、台内外皆监守自盗，请求让御史台配合他们，来钩考诸地的实际账目和案卷，并允许他们去御史台提档这些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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