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露出了一个笑容，看着戚继光说道：“戚帅稍安勿躁，廷臣们又没有伏阙，又没有逼宫。”
廷臣们到底有没有逼宫？如此沉默，是不是逼宫，还不是陛下一句话的事儿？
张居正、戚继光，文武辅弼之臣。
俞大猷在旁边笑了笑，看了一圈，也没说话，有的时候，沉默也是一种赞同，戚继光以勋戚之上的武勋身份表态，俞大猷不反对，就是赞同。
“陛下容禀，这加算学是早就说好的，臣以为极好，大明度数旁通以来，万物有了经常，可谓是大明之幸，臣为陛下贺，为大明贺。”王国光首先赞同了科举加算学，万历五年后科举加算学，早在万历二年殿试之后，就是廷议敲定的事儿，廷臣们没有意见。
“大司徒的意思是，先生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官刻本，暂不推行？”朱翊钧眉头紧蹙的问道。
“先生在朝也不会同意的。”王国光十分肯定的说道，也不再沉默，而是选择了以张居正朋党的身份表明立场，陛下要知识的解释权，但是时机不到，要也没用。
“正因为先生不在朝，所以才办。”朱翊钧也是寸步不让，现行的官刻本四书五经，都是朱熹那套，心学都比朱熹那套有意义，至少心学还有人讲知行合一，朱熹那套，就是完蛋玩意儿。
张居正的确反对，朱翊钧之前在讲筵的时候，曾经和张居正提到过这件事，张居正非常反对，虽然看似张居正被说服了，但张居正并没有推动，显然张居正有顾虑。
着书立说，写一本矛盾说是一回事儿，而将自己注解的四书五经，定为官刻本，兹事体大，就不得不慎重了。
“陛下，王阳明走后，其弟子多为袖手清谈之辈，乃是前车之鉴。”王国光见陛下要一意孤行，还是讲出了张居正的顾虑，不是为了身后名，是怕学问广泛传播后，被曲解，如果被曲解，还不如直接当做帝王书，束之宫廷高阁，仅供皇嗣使用。
因为对立和统一这种哲学观点，本身就很难被人接受，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翰林院进讲，没必要天下官刻。
这也是张居正的意见。
“所言有理，但是先生也说过，矫枉必过正，既然要矫正，那就做吧。”朱翊钧认为王国光说的很有道理，可他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要继续推行。
朱翊钧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张居正更加激进，而朝中最激进的则是谭纶，尤其是新政变法这件事上，朱翊钧比张居正更激进，做事更加大开大合，讲究大水漫灌。
这就是现在廷臣们的局限性了，他们没有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限制大明皇帝的决策。
事实上，整个大明朝都没有这种纠错机制，内阁和六科给事中的确可以封驳皇帝的诏书，这就是刚才王国光做的事儿，他在反对皇帝的政令，若皇帝选择一意孤行，那就只能顺从。
这是个君君臣臣的帝制天下，王国光能够站出来跟皇帝顶两句，已经是用尽了全力。
而张居正作为帝师，却可以有效的限制住皇帝的一些决策，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也就是主少国疑之下，张居正作为实质性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可以做到。
可惜，张居正人在西山摸鱼，主打就是偷懒，皇帝真的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再出来收拾也不迟。
朱翊钧的政令最后在没有人反对、也没有太多赞同的情况下，通过了廷议。
谭纶摸出一本奏疏说道：“直隶巡按御史郭思极弹劾川沙把总任贤，隆庆年间在苏州卫任职时，侵吞军需，此为隆庆四年旧案，当时任贤此人在苏州做镇抚，侵吞军需折价三千五百两银。”
“当时就有御史弹劾，任贤脱罪，不久升转把总，郭思极摘发其事，请朝廷问责查探。”
这是隆庆四年的旧案，任贤侥幸逃脱问罪，不是逃跑，而是因为任贤走了戚继光的门路，拜在了张居正的门下，这便侥幸躲过一劫。
这个案子，案情并不复杂，事实确凿，任贤当时已经认罪，是张居正保了他。
现在，南直隶巡按御史郭思极，对着任贤这个旧案开炮，其实是想要试探。
“次辅，一事不二罚，当时既然已有处置，便不必过问了吧，当时和今日不同，当时不拜在先生门下，安能做事？朕亦是先生门下也。”朱翊钧这话说的摆明了偏袒，当初这案子，一共罢免了一个指挥使，两个把总。
“陛下圣明。”王崇古俯首说道。
当下的内阁就是个泥塑的内阁，吕调阳整天说陛下所言极是，王崇古干脆连文渊阁都不去，皇帝说啥就是啥，连个责难陈善的人都没有。
王崇古入了阁，却不入阁办事，这也是符合内阁规矩的。
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内阁的权力极大，为了办差，会让廷臣入阁，领职权更好的调动人力物力和权力办事；也有因为年迈多病，疾病缠身，以疾病休，不入阁办公，这种最典型的就是吕调阳；也有因为不愿意倾轧，干脆躲清闲的，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李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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