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俺答封贡的隆庆五年，主战派的声音就很大很大，若非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王崇古晋党不断奔走，这件事做不成。
现在大明振武强兵已经有了成效，哪怕是受限于柔远人、善战者服上刑、先帝之独断之类的风力影响，不能轻启战端，那为了朝廷的脸面，能不能稍微强硬一点，俺答汗说要啥，大明就给什么吗？
朱翊钧给的答复是，已经在重新商定马价银了。
之所以廷议，是要制定谈判策略，确定风力方向，态度的强硬软弱、要做到何种地步等等，廷议不做出决策，谈判的鸿胪寺卿陈学会、大司寇王崇古等人，就很难做事。
张居正拿起了一本奏疏，带着群臣站了起来，而后十分恭敬的行了大礼，跪在地上俯首帖耳的说道：“陛下，臣有本启奏。”
“臣窃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国朝亦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
“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今郡国长吏，削下奉上、以希声誉；奔走趋承，以求荐举…”
一封万言书，题名为《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就是请求免追欠赋税。
连妖怪都只吃唐僧肉，不吃百姓，因为百姓真的太苦了。
兼无可兼，并无可并，社会矛盾已经极为严重了，所以张居正带着廷臣上奏，免了之前的追欠。
隆庆六年五月，隆庆皇帝大行之前，就听从了廷臣的建议，嘉靖四十三年到隆庆五年的欠赋悉从蠲免。
而这一次免得是隆庆六年到万历三年的所有积欠。
积欠是现象，而这个现象导致的问题就是陈词滥调说烂的财用大亏，而问题背后的原因，张居正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张居正在奏疏说十分明确的说：[钱粮逋欠，原非小民，尽是势豪奸猾，影射侵欺以致亏损常赋。]
这欠赋的问题，不是小民的过错，而是势要豪强奸诈狡猾，各种侵占欺压所导致了正赋的亏损。
整个大明也只有张居正敢这么说，把欠赋的原因，分析的透彻明白，而不是推给小民不识礼仪，刁钻无常，故意积欠，这是大明王朝常见的话术，国朝财用大亏，都是小民不肯交税所致！
但是张居正不这么说，他说积欠正赋罪在势要豪强，影射侵欺，这是张居正总结的第一个原因。
隆庆年间，海瑞被弹劾的罪名，可是鱼肉缙绅，海瑞其实没做什么，他就是在南衙清丈，查了查徐阶当首辅那些年到底弄了多少田。
大明享国祚二百七十六年，在整个国朝漫长的岁月长河里，只有张居正上奏，告诉皇帝，大明的积欠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在张居正之后，大明朝中，也再没有任何人敢于讨论关于势要豪右、缙绅在社会阶级中的消极作用。
在奏疏中，张居正也批评了大明朝廷，他说：[各有司官衙，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巧设名目，铺张浪费，奢靡无度，以致民力殚竭，反而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猾，皆畏纵地方有司，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
作为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公权，作为调解社会矛盾的超然力量，大明有司无法履行自己调节矛盾的职责，反而在激化矛盾，不断的设立各种名目，征求于百姓，而势豪大户又畏惧于朝廷的威权，不敢多问，只能让下户贫民苦力，承受这个代价。
这是张居正总结的第二个原因。
在奏疏中，张居正又进行了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
考成法好归好，也不是全无问题的，言官们天天泄泄沓沓的聚敛之弊，也有所展现，这种极为功利的考成法，有司官衙为了完成kpi，畏惧降罪，不分轻重缓急，全都要严刑峻法的追欠，导致了百姓惆怅万分，都说朝廷催科太急，不能好好生活。
这是张居正总结的第三个原因，怪他这个当国的首辅。
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是相互批评的基础，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味的批评他人，容易造成盲目，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这一对矛盾，是一种自我进步和互相进步的方法论。
自省是一种美德，夫子亦云：吾日三省吾身。
对于积欠，张居正的办法是：免追欠的同时继续追欠。
“先生免礼回话，前面朕都看明白了，唯独这个免追欠，而继续追欠，朕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做？”朱翊钧将奏疏十分认真的看完了，发出了自己的疑惑。
张居正这是既要又要。
“免追欠，是蠲免小民的积欠，继续追欠，则是清丈之后，由稽税房继续发催命…催缴票，继续追欠大户人家。”张居正再拜才站了起来，十分郑重的说道：“陛下，小民只骨鲠，权豪多脂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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