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身边做事，有些事必须要让皇帝知道，有些事大珰们要清楚，皇帝问的时候，大珰要能回答出来。
记忆力也是一种政治天赋，一人智短，众人智长，很多时候，大臣们说的内容要记下，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李佑恭在岭南搜集了许许多多的情报，奏闻圣上的十不足一，但张宏把李佑恭在岭南的事儿，都看得很清楚，陛下问，却答不上来，备忘录上又没有，再去调查，就会很影响陛下的效率。
陛下是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记忆力极好，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就需要臣子的辅佐。
李佑恭很确信，大明不能例外，比如开海中制造罪孽。
大明在开海的过程中，虽然有高道德劣势，高道德限制了朝廷的一些行为，但商贾天生逐利，一些事情做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比如倒卖夷奴，这件事就不可避免，这是生产工具，开发南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万历维新办的越好，大明人就不愿意离开腹地，南洋就越缺人。
夷奴非法进入大明，衙门作为秩序的受益者，就只能按照规矩办事，可远洋商行就没有多少限制了，每年想要抵达大明这个彼岸的夷人，数不胜数，有些被拦在了马六甲海峡，有些被拦在了吕宋。
真正能抵达大明的夷人很少，但五个市舶司，严防死守，防止这些夷人进入。
朝廷的利益和地方利益一致的时候，一些政令就可以得到贯彻，当朝廷利益和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令的推行，就会被百般阻挠，显然在阻拦夷人这件事上，朝廷和地方利益高度一致。
朱翊钧继续处理奏疏，侯于赵在年前，写了一本奏疏入朝，这本奏疏，罕见的没有讨论他负责的六府一条鞭法的推行，奏疏名字为《再论翻身与深翻急务疏》。
在奏疏里，侯于赵总结了还田和巩固还田政令的经验教训，给了皇上一个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
一曰，凡鼎新之政、百工之巧、生齿之繁所生利泽，终将尽归阡陌，为田主所据；
二曰，乡宦缙绅之利，实与万姓之利扞格不入，犹冰炭之不相容；
三曰，虽行还田均亩之策，然乡宦根脉盘结，野火烧之而复萌，非可旦夕除也。
侯于赵的意思很明确：一，一切维新变法、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带来的利益，都会变成地租，分配给土地的拥有者；二，乡贤缙绅的利益，和其他阶级的利益，永远对立，势同水火；三，还田和均田并不能消灭乡贤缙绅阶级。
侯于赵给出了这三个结论后，讲了一个他在杭州府看到的一个小故事。
浙江还田从万历十三年开始，大量的乡贤缙绅或自愿或被迫，失去了田土，进入了各县、州、府城中，他们依旧遵循着自己的行为逻辑，在城中购买了大量的土地、商铺，置业为生。
侯于赵在浙江还田带着两百人的北方营兵，这些营兵，很喜欢杭州片儿川，这是一种杭州的小面，面的浇头是雪菜、笋片、瘦肉片等等。
这种小面馆在杭州府很多，最开始的时候，这小面馆十文钱管饱，但鸡蛋只能吃三个。
因为还田影响了部分的粮食供应，杭州城内的粮价短暂升高，而浙江种稻多于种麦，面粉的价格涨了，营兵们经常吃的那家小面馆，开始涨价，从三个鸡蛋变成了一个，十文钱涨到了十五文，也从管饱变成了一碗面。
但随着还田的推进，供需关系恢复平衡，物料成本下降，可是小面馆的价格没有降回去。
营兵起初还骂这些小面馆的店主丧良心，明明米麦的价格已经降回去了，可这面馆还是那么高的价格。
很快，侯于赵就了解到，这不是小面馆店主丧良心，而是城里的房租涨了，因为小面馆店主的利润没有显着增加，反而减少了。
这些多出来的钱，没有变成店家的利益，也没有成为店员们的劳动报酬，而是变成了房租。
装潢、雇人、培养学徒、起早贪黑做浇头、进货等等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成了房租增长的理由。
店家如果选择不租，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稳定的客源很难带到新的店面，而且他不租，有的是人租，寸土寸金的地方，店家只能接受地租的上涨。
这些入了城的乡贤缙绅，他们对什么时候涨价，涨多少，都存在着十分普遍的默契，尤其是城中依靠租赁之业为生的经纪买办们，会不断的告诉这些乡贤缙绅，该涨了，涨多少。
店家如果选择不干了，那么房东可以立刻马上，通过这些经纪买办，将店面租给下一个追梦者。
侯于赵很快就发现，不仅仅是餐食这一个行当，杭州城里152个行当里，有九成九的行当，都处于这种状态。
这些个店家们，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替房主干活儿，他们的努力和奋斗，都变成了地租，分配给了新的乡贤缙绅。
比如浙江织造局，建立在杭州府城内，杭州府人口超过了二百二十万人，而织造局有织工织娘两万四千人，织造局还没有造好自己的官舍前，织造局每月给银，让匠人们租赁房舍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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