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派出了使者，来倭国京都议和，这打了织田信长一个措手不及。
大明用力过猛，让织田信长这些大名，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以为大明要乘胜追击，直接进攻倭国的本土，一时间，引起了倭国所有大名的同仇敌忾。
固守令是在这个背景下颁布的，大家都积极响应。
结果高启愚这个使者到来，让本来的同仇敌忾出现了巨大的破绽，倭国内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割裂。
大明似乎很擅长这样的拉扯，这一拉一扯之间，就把倭国的凝聚力给拉扯散了，分歧再次出现。
倭国的大名，一部分认为，大明作为战胜方，只要求驻军，属实是皇恩浩荡了，反正这些金银铜铁，开采出来后，唯一的去向，也是到长崎总督府换取宝钞，现在大明驻军后，这些矿产，会根据开采量，兑换通行宝钞。
而另外一部分大名，则坚定的认为，应该拒绝大明的一切议和条件，积极备战，防止大明军的全面进攻，这次议和，就是为了将倭国分化，要警惕，要杀死高启愚，让所有大名走投无路，必须一致抗击大明。
织田信长，非常纠结，甚至，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一方面，他知道打不过了，前线死伤过于惨重，军心已经完全涣散，这个时候的顽抗到底，是困兽犹斗而已，大明甚至不需要自己进攻，沿海征召一批倭寇，四处袭扰倭国疆界，就能把倭国折腾的鸡犬不宁。
而另一方面，织田信长清楚的知道，如果这次答应议和，倭国就彻底完了，因为人心就像沙，散了，就彻底无法凝聚在一起。
这一次还能同仇敌忾，但大明通过这次的议和，让大明军处于战争的间隙，得到了休整，下一次再打过来的时候，倭国的大名，还能像这次一样的同仇敌忾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不能。
“这一次的投降，就是彻底的投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织田信长有些不甘心的说道：“我还想再试一次，等高启愚入京都的时候，就杀了他吧。”
织田信长还要试一次，不答应议和，杀了高启愚祭旗，再依赖一次神风，再创造一次奇迹，他相信，这次仍然可以。
“保重。”织田市有些悲哀，拜了拜，选择了离开，她不知道如何劝说，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皇帝派她来，只是展现一下诚意，大明皇帝的说话算话。
她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她改变不了织田信长的决定。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决定。
织田市可以理解织田信长的决策。
在军事上，大明已经从半火器完全迈进了火器时代，快速帆船的庞大，让人绝望，倭国传统的武士战术体系完全无法抗衡新体系作战，赖以生存的山城，对大明而言不过是个难开的乌龟壳罢了。
倭国的武士、足轻在逃亡，宁愿被白鸡毛羞辱也不愿意上战场送死，军事在崩溃。
在经济上，大明完全开海，让倭国完全处于经济依附的发展状态，矿产宝钞这种机制，从经济基础上分化了倭国，有人获利有人受损。
织田信长预见到了经济主权的沦丧，倭国本身的小农经济体在无序的崩溃，这不是大明主动结束小农经济，无序的经济崩溃，击垮了倭国所有的共识，所有人都处于迷茫之中。
在文化上，极乐教的兴盛，代表着倭国礼崩乐坏，最基本的秩序已经无法维持，没有秩序，就没有权力的稳固。
多个维度上的困境，最终将织田信长推向赌国运的决策：
织田信长不是盲目相信神风，而是清醒认识到，在大明帝国系统性的进攻下，任何常规策略都注定失败。
只有赌国运，豪赌一次，才有破局的可能。
杀死使者本质是通过制造不可调和的冲突，来强行维系国内共识，更加可悲的是，织田市清楚的知道，无论织田信长选择战或和，都不影响结局，大明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冲击着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倭国。
织田信长这种殊死一搏，只是为可能的变数争取时间，但变数是什么？是神风？是偶然的军事胜利吗？
哪怕是真的偶尔打赢了，大明皇帝那种决绝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忽必烈一样善罢甘休，大明可以输很多次，而倭国只能输一次。
这本质上是一场名为文明的战争，从大明初步完成万历维新之后，大明已然获胜。
织田信长的决定，只对织田市说过，但他要调动武士，对大明使者动手，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京都一些无端的猜想，很快，消息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堺市港的馆驿。
“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织田信长要动手了。”李诚立分析了从海防巡检手中获得的塘报，得到了一个结论。
大明守备千户所要带一千五百人护送使者，早就通知了倭国，面对装备如此精良的大明军，织田信长想杀人，调动的兵力，是无法瞒住海防巡检的情报网。
“我还是要去。”高启愚想了想说道：“千户所守军，就不必跟我去搏命了，毕竟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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