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其实清楚的知道，债务的规模是不可控的。
他就是打算好了，等到欠的实在无法偿还，就解散内阁，重新组建，奸臣误朕，这种把戏，在历史上也反复上演。
但王国光从一开始就说了，欠下的债是一定要还的，朝廷不还，就是百姓来还。
有价证券的票证是债；钞法是债；盐引也是债，但凡是欠下了钱，都要还，就看谁来偿还。
银币、铜钱为主的钱法，朝廷不还，损失了本金的乡贤缙绅、势要豪右、富商巨贾就会向下朘剥，压榨穷民苦力，把自己损失的本金，加倍的讨回来。
朝廷还不能过分的苛责，因为朝廷欠了他们的银子。
即便是日后讲好了黄金故事，发行了以白银为本位的宝钞，欠债，就有了另外一种还钱的办法，大量印钞，通过物价高速飞涨来还钱来化债。
大量印钞，朝廷的债主们手里的钱更多，百姓手里的钱却没有同步增多，钱多货少，百姓的钱就变毛了，贬值了，这个时候，物价飞涨的代价，就完全由百姓承担了。
这也是一种还法，本质上都是朘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都是统治阶级纵容地方统治阶级的朘剥。
无论是钱法，还是钞法，只要是欠下了钱，都要还。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可怕的问题，那就是腐败是会蔓延的。
在腐败蔓延和天下失序的过程中，势要豪右们也别想独善其身，因为腐败会蔓延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哪怕是富人也逃不过。
比如安全，在秩序稳定的时候，富人区的治安要好过贫民窟，大明城里的治安远好过乡野之间，但在逐渐失序的时候，安全就会成为奢侈品。
大明着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死后五年，中元节家里就爆发了奴变，佃户、佣奴冲进了徐家大宅，将徐家几乎满门屠灭，只剩下了一个外室子和一个侄子。
比如教育，在秩序稳定的时候，富人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哪怕是子嗣不成器，依旧可以拜名师，包装一下以名士的身份潇洒一生，但秩序败坏后，教育也是奢侈品。
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都凑不齐管理国朝的官僚，所以才会下重手整治，要求士人出仕，而一些人就选择装疯卖傻。
但到了万历年间，连孙尚礼的举人，都因为名声不好，进不了衙门。
比如消防。
在秩序稳定的时候，谯楼里的更夫会定时上街，提醒小心火烛，而火夫更是整日待命，失火了去救火，讨一点赏钱，就这，还有可能要挨顿骂，嫌弃火夫来得晚。
可是在腐败蔓延和天下失序的过程中，势要豪右的家宅，也有可能保不住。
举债发展，很可能加速帝国腐朽的速度，这就是户部坚决抵制的原因，债就是债，欠了一定会以各种方式还债。
大明廷臣们，都不太相信后人的智慧，历史也反复证明了，后人不大可靠。
趁着国朝在上升阶段，狠狠的攒下一大笔的遗产，供后代霍霍，是大明明公的主要思路。
就像是踩着西瓜皮滑行，划到哪里是哪里，跌穿了，朝代更迭。
这也是为何张居正、王崇古他们总是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总想着把事情早点做完。
“陛下，吏举法之急务，当是兴办师范学堂。”梁梦龙出班俯首说道：“陛下亲事农桑，这一片荒芜的土地，是无法丰收的。”
“需要垦荒，伐木、刨树根、清理土中碎石、杂物，垦荒的田还要养三年，才能把杂草除尽，除此之外，还要修建沟渠，没有水，就没有田，到这里才算是田地。”
“就这，还要看老天爷的心情，风调雨顺，才有可能丰收。”
“吏举法想要丰收，想要硕果累累，就需要高启愚所领的丁亥学制成功。”
垦荒非常辛苦，荒野、生地、熟地、常田，每一步都不能缺失。
除了垦荒还要修路、还要修好沟渠，才算是垦荒成功，而吏举法想要成功，必然要依托于丁亥学制的成功。
只有大明普施教育，有了足够接受教育的读书人，吏举法才能把真正的人才遴选出来。
官僚系统是在教育系统上长出来的，如果教育体系全面崩坏，被少数人所把持，那官僚系统也会腐败。
梁梦龙继续说道：“当今大明急变之世，万象更新，日新月异，想要履行各衙门的职能，就要更加专业的人才，吏举法相比较考成法，更加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其履历，即循吏。”
“学堂必须有师，此时九龙大学堂，犹可聘京师大学堂院生为师，而京师大学堂可以满足，可是按丁亥学制而言，高等、中等、蒙学堂，安能聘足够学正授业解惑？臣以为不能。”
“私塾、家学给的束修更高，朝廷办的公学堂，给不了那么多的束修，就只能设法自行培养了。”
“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宜接续速办。”
“是皇家理工学院，不是京师大学堂。”张居正明确的纠正了梁梦龙错误的说辞，有些人将理工院称之为京师大学堂，就是为了把皇家两个字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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