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配合表演的时候，不能视而不见，显然冯保还想继续做他的老祖宗，所以在皇帝发脾气的时候，立刻开始了配合表演。
群臣们按照正规流程、正规的章程，上奏陈述自己对政策的意见，这是合理合规的行为，如果这都要扔进诏狱里，那日后就没人合理合规的办事了。
当皇帝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皇帝需要表达出自己的态度来，才有了皇帝生气、冯保劝谏、赵梦佑跃跃欲试的场面，只要传出去，就没有臣子敢到皇极门伏阙了。
自从大礼议之后，朝廷必须要防备的大事，就是杨廷和父子那样，纠集229员大臣，喊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到皇宫逼宫。
这一点都不体面，皇帝不体面，臣子也不体面。
最终的结果，就是大明不体面。
如果冯保作壁上观，看文臣们倒霉，不做阻拦呢？
陛下一定会带着缇骑把这些大臣们，全都抓到诏狱里去，因为陛下真的干得出来。
只要出了通和宫的宫门，连张居正都拦不住陛下了。
朱翊钧翻动着姚光启的奏疏，研究着孙尚礼指数。
必要商品和非必要商品价格上升率，统称为孙尚礼指数，这是姚光启给出的定义。
因为是观察孙尚礼而得名，人为总结、度数旁通，度数去衡量反映物价波动情况，旨在判断经济走势、研究经济规律。
这种指数一再被使用，比如先帝皇陵所费，算上后续追加十万银，一共花费了六十万银。
在十五年时间里，松江府的平价商品价格上涨率为7%；昂贵商品价格上涨率为50%，而姚光启并没有把这两个指数混以为一谈，在他看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大多数人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会第一时间选择平价商品；
而极少部分，大约占比不到一成的肉食者们，才会选择昂贵商品；
如果简单的将两个数字相加，松江府商品上升了57%，姚光启曾经想过以人数占比为权重，将其归纳到一个指数之中。
按照消费人数占比为权重，必要商品权重0.9，非必要商品为0.1，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价格上涨了11.3%，这样看起来一目了然。
但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人数更少、声量更大的肉食者们，会大声疾呼什么狗屁的数据！商品价格明明增长了了这么多，朝廷为了脸面，糊弄鬼呢？！
而人数更多、声量更小的生产者们，面对这个指数也是一脸的问号，物价真的涨了一成吗？他们购买商品，米粮粮油的价格，明明上涨微乎其微。
明明生活在一个松江府，但完完全全活在两个世界里，这就是商品经济的世界。
最最最重要的是，姚光启认为，下面的账房仙人会糊弄陛下，粉饰太平，会用这种‘统计学魅力时刻’欺骗皇帝，扰乱圣听，干扰陛下做出决策。
就像是宋仁宗时候，太监们全大宋找结了双穗的麦子，种在宝歧殿糊弄宋仁宗；就像是大明皇帝注重农业生产，大兴县县令就搞出了十亩地的粮食统计到一亩地里上报，庆祝今年大丰收。
农业生产的三要素，两分种，三分管，五分肥，育种工作的跨越时间通常都是以十年二十年去衡量，而大明主要肥料堆肥，和大明人口息息相关，绝不会不合常理的跨越式增长。
官僚素来如此，只需要对上负责就行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朱翊钧认为姚光启说的很有道理，同类的平价商品和昂贵商品，必须要区分才更能反映整体情况。
“海带大王跟朕说，要更加关注平价商品的变化，因为占据了多数的百姓，绝大多数情况会选择平价商品。”朱翊钧将这一句用朱笔画了出来。
姚光启的理由太简单了，能推翻大明国朝统治的只有百姓，大明没有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的造反舞台。
这是个残忍的现实，势要豪右可以通过刺杀、下毒、大火焚宫、落水等等方式，带走大明皇帝，改变朝廷的政令，但唯独无法造反。
朱翊钧把自己保护的很好，他都住到通和宫来了，这满打满算八十亩的地方，他还是能看的住的。
“这个极乐教。”朱翊钧看着姚光启的奏疏说道：“这些倭国的买办们，做的有点过分了。”
冯保俯首说道：“陛下，倭人只要运到长崎，都是银子，倭国没有那么多的银子用于支付，就只能用人去支付了。”
倭国的买办走狗们也有话说：大明那么多的货物，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买，没有足够的银子，只好坑蒙拐骗用倭人付款了，大明皇帝要觉得没有道德，可以补贴供货。
补贴是不可能补贴的，只能让倭国的买办们继续折腾倭人了。
极乐教在倭国的盛行，其实是倭国人本就脆弱的道德价值观念，整体崩溃和瓦解。
一个人堕落的过程，要比奋斗要舒适的多，一旦道德瓦解，那么倭国整体就丧失了对宗教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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