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们呆若木鸡的看着皇帝陛下。
张居正这才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皇帝的骨子里，根本就是个反贼！
阶级论第一卷阶级，第二卷分配成书之后，皇帝一直在催促着第三卷和第四卷的问世，张居正不写是因为他已经清楚了四个自然而然的推论，止步于分配，但陛下一直在催。
作为朱翊钧的老师，张居正太了解皇帝了，皇帝十分聪明，他能看到四个推论，陛下怎么可能看不到？他不写，皇帝假托他的名字也会写完！
只要我足够左，看谁都是右，只要我足够的反贼，看谁都是忠臣了。
所以在陛下看来，从矛盾说这个因推导出张居正是个反贼这个果，是错的，是张居正、皇帝本身，就是反贼，所以才有矛盾说这个果。
矛盾说是皇帝、张居正的共同着作，这一点在刊行之初，就是明确的。
“陛下，臣以为，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好了，一个儒生喋喋不休而已，不必过分深究。”戚继光作为大将军，反对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差不多得了！什么反贼不反贼的，陛下是明君圣主，安天下者应为君，陛下不就是在安天下？
至于后人的事儿？后人再说，后人自己不争气，失了天下，怪祖宗太争气？没这种道理的。
退一万步讲，矛盾说也在提高统治阶级的下限，对国朝、中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三思而后行也该推动。
“这个儒生叫什么？”王崇古有些好奇的问着万士和，署名是笔名，叫玄扈山人，但能在杂报上公开发表文章的，都是在礼部报备过的，这人究竟是谁，礼部一清二楚。
王崇古之所以当着所有人的面问此人真实身份，其实是保护，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谁在批评张居正，一旦此人倒了霉，那就是张居正在以大欺小，在恃强凌弱。
给人添堵尤其是给张居正添堵这种事，王崇古非常乐意。
“上海县法华汇人，名叫徐光启，是耿定向弟子万历二年状元焦竑的弟子，泰州学派门下。”万士和左思右想，还是开口解释了下这人的来龙去脉，他赶忙说道：“徐光启今年才二十三岁，年轻人嘛，都气盛。”
“泰州学派全都是意见篓子。”王崇古有点幸灾乐祸，张居正吃瘪的时候可不多，一个年轻人，能把张居正辩论到自己承认自己也是反贼的地步，可见其才智。
若是张居正要为难徐光启，那晋党一定要保，不为别的，恶心一下张居正也是极好的！战无不胜，赢了一辈子的张居正吃瘪，这可是少有的场面。
大明皇帝南巡还是带来了一些切实的改变，比如天津流入山东的烟馆被大明皇帝的缇骑给查抄了，山东也留了个心眼，而且还对山东地面的官吏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理；而到了徐州，四任徐州知府挖了四个大坑，皇帝也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处理，很快，徐州地面上有了蜂窝煤售卖。
徐州的煤运到苏州、杭州、松江府，就是不会留在徐州，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之前，徐州也有窑井采煤，而这些采煤的人，都是来自苏杭的商贾，他们雇佣徐州本地人挖煤，把煤运回去，这就是一种路径的依赖，大明朝廷煤钢专营之后，徐州地面官员仍然是萧规曹随，在惯性之下，仍然运往苏杭。
这是官僚根深蒂固的本能：只要能勉强运作，就拒绝改变。
让朱翊钧颇为意外的是，南衙对新政的抵触情绪之剧烈，远超大明君臣的想象，这种抵抗情绪体现在每一件事上。
比如徐州煤之事，大明自从煤钢专营之后，地方将所有的煤窑收为官有，但南衙的普遍做法是，遵从朝廷的号令，用各种方式收为官有，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一定的货币去赎买，毕竟开窑井也是需要钱的，但徐州用货币赎买之后，这些官有煤窑，仍然交给本来的商贾去运营。
地方衙门花了银子，购买了煤窑的所有权，但其经营之事，仍然在这些商贾手中，商贾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衙门的杂职官，等于说，花了钱，却一点事都没有办，那赎买煤窑的银子，其实就在这个政令推行的过程中，落进了个人的口袋里，煤窑的一切经营方式，都没有变。
然而，整个过程最可怕的就是完全的合法，既遵从了朝廷的政令，又没有滋扰地方，更没有闹出矛盾冲突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百姓不好，工匠不好。
该有的官舍、三级学堂、工匠学堂、惠民药局，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南衙执行的万历新政，当缇骑搞清楚了煤窑发生的事情时，连反贼出身的王崇古都惊讶了。
这还只是阳奉阴违而已，表面上遵循了政令，实际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大家都在这个维新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这些商贾，非常乐意配合，因为从执行新政之后，这些商贾就不再是商贾了，而是官商了，这是一层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现在趁着新政的东风，拿到手里了，来自衙门的背书，自此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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