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如英国驻上海外交官豪尔在民国二十七年1月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所观察到的：“在南京被占领后不久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官员目睹了一片混乱的场面：在难民区内及周围地区，日本兵公开酗酒、屠杀、强奸和抢劫。日本大使馆官员对此感到震惊。”
可是，“日本大使馆官员无法对日军高级指挥官施加影响”，他们为了“绕过军方的控制，向东京报告上述情况”，“日本大使馆官员甚至暗示传教士，设法将这些事实在日本公之于众。这样日本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将会制止军队的行为。”
据日本南京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员福田笃泰称，当时日本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中有一群“具有良好意识的人”，如外交官中山非常急于挽回日军的声誉，他曾经归还了许多属于外国大使馆的车辆。
因为“大使馆公开渴望同美国及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也公开地希望阻止军队所造成的混乱”，结果导致前线军队“总体来说，对（日本）大使馆所采取的温和态度存在着不满情绪。”
“一般说来差不多（军界）每个人都对大使馆作出了批评”。
关于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各类暴行的信息，是由日本驻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最早报告给外务省的，他因此招来前线军官的人身安全威胁！
石射猪太郎曾就此记述到：“南京于岁末的12月13日被攻克。先有紧随我军之后重回南京的福井领事的电报，继而又有来自上海总领事的书面报告，使我感叹不已。”
“据报告，就连试图加以制止的福井领事的身边也不安全。”
福田笃泰在战后国际检察局问讯录中也证实了此事。
当时东京大本营在得知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掳掠等暴行后，曾严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要求其严惩士兵。
结果这个来自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导致在南京的一个陆军大佐来到日本大使馆，威胁福井淳，说要烧掉大使馆，原因是“大使馆向东京吐露了士兵们的违纪行为”。
日军官兵不仅不听本国外交官的劝告，甚至对本国政府的命令也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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