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就在韩国徘徊不前，其他诸侯国对新城局势尚且犹疑不决之时，白起出手了。白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了不足一万的兵力，就攻占了新城这个战略要地，六国为之震惊，白起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实，白起也深知这一战不仅关乎秦国未来的军事进程，也关乎自己的从军进程，所以他不动声色的就在战前想好了此次制胜的关键所在——势。
首先，白起在战前便给将士许以加官晋爵的重利，借机提升秦军的士气；同时，白起还在战前给了新城敌军一个下马威，让新城的守城将士们知晓，秦军各个杀人无数，敌人死后必定会被割了头颅去领取军功。这让一向以文明自居的中原守将，心中胆寒不已，怯弱之心一起，战力便很快下降。
其次，白起还仔细地分析了战国的局势，向新城军民散播谣言，说及白起大军将至，到时韩国将面临齐国、魏国、赵国的多面夹击，新城将士闻讯，军心自然打乱。
白起领兵打仗，能够从一场小小的新城一战中，分析出新城所面临的局势，很好地见证了孙武所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魏冉给宣太后初次介绍白起时，宣太后还不信有这样的人存在，经此一战见他如此神武，不禁心怀大畅，遂不待白起功成身返，便立马将其官升两级，封为“左更”，这个爵位已经很高了，当年大名鼎鼎的平蜀大将司马错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白起，可谓平步青云，秦军中也不乏勇猛善战者，但如同白起这样，升迁如此之快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新城，在那些浅陋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的眼中，怎么能够和蜀中那天府之国相提并论呢？司马错之功，实在非白起所能及。
事实上，此时的白起比起名满天下的司马错，的确是略有不及，但是他抓住了机会。一来得到了魏冉和宣太后的信任；二来处于宣太后和魏冉极力提拔人才、笼络为己用的关键时期；三来新城一战的胜利使其扬名；最后则是宣太后和魏冉都看到了白起的潜力。
但白起以后的杰出表现，让那些流言飞语最终不攻自破。
公元前293年，韩国为了挽回颓势，遂联合一向摇摆不定的魏国，一起攻打秦军，妄图夺回秦军占领的宜阳、新城等地。魏国也知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秦军据守新城，不但切断了韩国和楚国的联系，也直接威胁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为了解除秦军的威胁，魏国同意与韩国联合，兵锋所向，直指秦军所驻守的新城等地。
这一次，白起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秦国首先派出去抵御韩国和魏国联军的，并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白起，而是“右庶长”向寿。
向寿，生卒年不详，只知他是宣太后的外甥，但是因为从小和昭襄王一起，对于昭襄王忠心耿耿，成为了昭襄王的心腹人物。秦昭襄王不管此次敌军实力强弱，都不会再次派遣白起前去迎敌。因为一旦白起胜利，则代表着昭襄王的失败，白起毕竟是魏冉的势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颓势，秦昭襄王决定，让向寿去教训一下韩国和魏国，也让宣太后等人知道他并不软弱。
秦昭襄王的这点伎俩，宣太后和魏冉自然再也明白不过。因此，等到秦昭襄王言及要向寿为将出战之时，魏冉和宣太后都不同意。姑且不论向寿会借机夺取兵权，单以其实力而言，孰胜孰负实在是难以预料。
眼看宣太后和魏冉都给自己施压，朝中大臣也都偏向于宣太后的选择，认为向寿缺乏经验，很可能是个纸上谈兵之人。昭襄王突然觉得，自己此时和秦国的这两大势力较劲，并不明智。一者自己羽翼未丰；二者秦国刚刚从内乱中走出，需要休养生息；三者，东方列国对于秦国，也存有浑水摸鱼之心。此时的秦国，只能一致对外。再次转念一想，其实派遣白起前去，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一方面，秦国此次能够出战的兵力，最多不过10万。因为其余大部分兵力，都去了蜀中，还有一部分要镇守秦国的国土；另一方面，白起即使侥幸胜利，对于秦国而言，也未尝不是一场好事。白起声名鹊起自不用说，但宣太后终归不是秦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到时候再拉拢白起，也未尝没有可能。
于是白起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白起在接到了出兵的命令后，对于双方的各个方面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对比：
首先，在军力方面，秦国和韩魏联军的实力对比悬殊，秦军最终只征得10万兵力，而且许多还是老弱病残，非秦国的精锐力量；而反观魏韩联军，兵力数量达24万，可谓来势汹汹。韩国和魏国的兵力除了都是参加了垂沙之役的主力部队之外，还各具特色。其中，韩国之“材士”，全都是弓弩步兵。当时对于韩国的军队主力，《史记》中论述说“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之宝剑韩为众”，“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所以韩国军队在远攻城池之时，会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魏国军队也不是易与之辈，魏之“武卒”，个个耐力惊人，虽然全部都是身披重甲的重步兵，却都能健步如飞。如此魏韩二军，可谓珠联璧合、攻守兼备，秦军根本占不到任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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