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始三年（公元25年）四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孙述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公孙述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顺天应命、一统天下。
更始政权很快就在流民军和刘秀汉军的双向夹击之下，迅速败亡，整个西方只有邓禹的数万军队在经营，只是他自夺得河东郡之后，屡屡犯下严重的错误，当地士绅豪强、平民百姓的希望都逐渐淡然。而此时的刘秀，则在北伐之后，迅速南下围攻洛阳，在洛阳投降之后，又调集兵力攻取东方刘永，自然无暇西顾，关中不少豪杰均引兵归奔西蜀，蜀势大振。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割据荆州的秦丰等人被刘秀打败。秦丰属下大将延岑和田戎见大势已去，便率领残军归奔公孙述。延岑被封为大司马，田戎则被封为翼江王。到了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公孙述遣田戎出江关，收拢其旧部，欲取荆州，结果遭到刘秀的无情打击，只得狼狈收手。
直到此时，刘秀基本上已经统一了东方，在积极稳定内部、与民休息的同时，也不断地招兵买马、整军备战，谋划西北的陇右与蜀中的公孙述，在进军西北陇右之时，刘秀亦向公孙写了一封书信，其间说道：“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值得一提的是，刘秀竟然在书信上为公孙述署名为“公孙皇帝”，由此而观之，刘秀因为公孙述的势力太过强大，也不得不承认公孙述的帝位。
时也命也，其实公孙述早就应该挥师东进，趁东方未明之前，抢夺先机。此时此刻，蜀中各位将领正在紧锣密鼓整军备战，他们知道，东方既然已经平定，剩下的西川便成了刘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要除之而后快。公孙述手下的骑都尉荆邯便对公孙述道出了一番精彩绝伦的论对，首先从战略上道出了隗嚣之所以失败的错误所在，同时也为公孙述指出了对抗东帝刘秀的策略，即退保则必不可全，进则可有获胜之机。公孙述闻言，亦甚为赞同荆邯的这番论断，欲尽发西蜀之兵，讨伐东方刘秀。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水路夹攻，如果上天垂帘，必能够一举击败刘秀，手握社稷神器。
其弟公孙光及蜀中部分人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认为此时东方尚有隗嚣、刘永、刘秀等人互相攻伐，形式未明之前，大可以坐山观虎斗。如果贸然加入，决成败于一举，成则已，不成则功业尽废，此番蜀中尚未准备妥善，如此进兵，自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均极力劝说公孙述罢兵，公孙述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对于其弟的说辞大为赞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只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却没有意识到，蜀中多年偏居一隅，自然和东方诸侯不一样，能够免于战争攻伐，故而能够全力练兵、储备实力。而刘秀等人多年征战，在诸侯混乱之时，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都显得比较凌乱。因而相比之下，此时若公孙述出兵，胜算更大。延岑、田戎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数次请求出兵，但公孙述终究疑虑而没有听从。公孙述的优柔寡断，使得其失去了最后与东方的刘秀争夺天下的资本，待刘秀彻底平定了东方，实力大增，再也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大军西指，等待偏安于蜀中的公孙述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建武七年（公元31年），陇右的隗嚣眼见汉军大军压境，知晓眼下刘秀是三大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股，迫于汉军压境，遂向公孙述称臣，以求联兵于蜀，共同对抗东方的刘秀。
到了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开始大举进攻陇右，隗嚣向公孙述求援，公孙述便遣将援助，并连同隗嚣在西城击败了来犯的汉军，迫其退回了长安一线。可惜不久，窦融率领河西五郡人马，悉数投效刘秀，使得陇右的形势愈加危机，加上隗嚣不久病死，其子无能，使得陇右更加雪上加霜。刘秀借机再次对陇右用兵，陇右之军自然全线崩溃，公孙述的援军也损失甚重，蜀中震动。陇右的覆灭，顿使益州失去了北部屏障，刘秀得以从陇右地区虎视蜀中，迫使蜀中调整战略部署，与刘秀交兵。
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公孙述为了夺取出入蜀中的通道，开始从南北两路，向刘秀进军，多年战争，使得刘秀虽然实力大增，却随着战线的拉长、国土面积的扩大，力量来不及整合并比较分散，此消彼长之下，公孙述所在的蜀中极为稳固，南边蛮夷和西边羌族都比较拥护公孙述，更加上天府之国的益州自古就十分富庶，此消彼长之下，刘秀能否抵挡公孙述的进攻，还未可知。
此时，公孙述眼见刘秀已经吞并了陇右，兵锋直指蜀中，遂令大司徒任满、翼江王田戎、南郡太守程泛等将领率数万兵马，一路从北进击陇右，一路沿江乘竹排下江关（今四川奉节东），北麓兵马早在辅助隗嚣之时，就尝到了刘秀的厉害，因此此番也不过是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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