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朝廷朝会，施行的是大朝会和垂拱殿视朝制度。在元旦、五月朔望、冬至大朝会时，九品以上的每个京官都要参加，拜见皇帝；而垂拱殿视朝则是规定五品以上的朝参官才可以参加，每三日一朝，也叫早朝，苦逼得很，武植很是不习惯。
五日一朝本是王安石在变法时提出来的，延续了十七年，后来元佑更化时就把王安石的变法都否定废除了，改成一日一朝。高太后去世后，赵煦亲政，但为了显示自己意欲中兴的宏愿，为了标榜自己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赵煦并没有改回五日一朝，而是改成三日一朝，这还是坑苦了朝中的大臣了！
早朝，即垂拱殿视朝，规定门下省起居郎、中书省起居舍人及尚书省侍郎、御交中丞以上，即五品侍从官以上，为“日参官”，每三天都要参加早朝。宋朝对于官员上朝时间有着明确的要求，漏刻是上朝的时间标准，而在等待朝会开始前的时间被称为“待漏”。宋朝还专门建立了不同等级的“待漏院”，为官员们充当歇脚的地方。待漏院的作用可不止是充当歇脚这一项，宋代继承了五代时期的制度，待漏院的管理也日益完善，在官员等待之时，会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点卯，派人监督臣子的上朝情况，如有迟到未到者，要登记起来呈报给皇上。有生病请假的，也会派遣专门人员去查看真伪。
早朝时，大臣们每天必须在凌晨二时左右就要起床，三时左右必须穿过御街到达右掖门前等候，待更鼓响起，大臣们开始列队进入皇城，途中不得高声喧哗，来到待漏院进行点卯，五更天时（四时五十分左右）文德殿前鼓声响起，就意味着开始上朝了。由于上朝时间太早，很多大臣在上朝前的晚上都没有睡觉，而是在到达待漏院之后坐在椅子上靠着墙假寐。
宋朝京城当官的辛苦受到不少文人墨客的抱怨，着名诗人欧阳修就曾写道“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他拿现在和在滁州当太守时候相比，说现在上朝太累了，没有滁州当官的时候快乐。
武植也是早就厌倦了这种黑白颠倒生物钟完全被打乱的日子，深恶痛绝。
赵煦思虑了很久，也跟章淳、曾布、安焘和黄履等宰相商量了很多次，最终采用了武植的提议，把每三日一早朝改为每五日一早朝，上朝时间也改为从七时（即辰时初刻）开始，点卯的时间就改为六时四十五分（即卯正三刻）左右。改革后，上朝时间整整比以前早朝推迟了两个多时辰！众位官员上班当值时间也改为从早上七时开始，到下午四时结束。
以前的早朝，需要众人在凌晨两点左右就要起床，不光众文武百官们辛苦不已，皇帝赵煦也是苦不堪言。可大家碍于祖宗法制，除了王安石之外，谁都没有敢提出要进行改革。现在武植头很铁，胆大包天提了出来，赵煦和众人也就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了。虽然赵煦和众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训责武植不遵祖宗法度，但内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谢天谢地了！
周桐不是朝参官，所以他除了大朝会外，平日里一般都不用上朝，比较轻松，武植很是羡慕。
对于赵煦和朝廷商定的结果，武植颇为满意，以后就不用凌晨两点多钟摸黑起床了，睡觉时间不够不说，还很容易伤身体。
侯府离右掖门比较近，坐马车过去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到，所以每天，武植几乎都是在五时四十五分左右（即卯时三刻）才起床，如厕、洗漱、吃早餐，赶到右掖门时正好在六时四十分左右，再用三、四分钟走到点卯房（待漏院）点卯，时间掐得刚刚好。而且五天一次，武植顿时觉得比以前上早朝时要轻松了许多。
赵煦和众文武百官们也没有那么辛苦了，一扫以前上早朝时睡眼朦胧、萎靡不振的样子，精神百倍，早朝议事决策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很多时候都不用等到巳时初刻就可以早早地结束了议题，早早地就可以散了朝，众人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时也没有再打瞌睡了。众人神清气爽，工作效率自然提高了数倍不止。
小小的改革，竟然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连赵煦在内，众文武百官们都不禁对武植再一次刮目相看，为他的智慧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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