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何况是说者有心，那听者就更有意了！
果然，当钱穆听到二虎“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信息时，吓得魂飞天外，焦虑不已，他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不期而至，如今真的有人要来挖他的墙角了！
钱穆听到此种状况，并悄悄打探消息来源属实后，内心开始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斟酌再三，权衡利弊后亲自坐船赶到尉氏县，找到武植，主动要求把分成降到了三七开，状元楼占三成，武植占七成，迫切提出由状元楼来独家代理，并要求跟武植签订独家代理的长期合作协议。
阴谋得逞，武植心中自然很是高兴，但他并不喜形于色！同时心里也赞叹，这个钱穆确实是很有魄力，很有经商头脑。于是，武植顺水推舟，假装难为情地接受了钱穆的三七开分成方案，也给了钱穆状元楼独家代理的郑重承诺并跟他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钱穆这才最终放下心来，半是心疼半是欢喜地离去。
一成的收益转眼间就没了，钱穆很是肉疼不已，心中在滴血，但他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在状元楼与武植的合作中，武植才是占尽优势掌握话语权的一方！
状元系列酒每天给状元楼带来的收益很是惊人，钱穆无论如何都要把武植这个财神爷牢牢地拴住才行！
销量骤升，保证货源正常供应就成了当前最大的问题。武植连忙找来张贵夫妇，商议着该如何扩大产量。
张贵不愧是酿酒的行家，他只增加了两套酿酒设备，增加了四个人手，五天一循环的酿酒周期中他多加了一次酿酒流程，就轻易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低度白酒的产量一下子提高了一倍，从而保证了货源的稳定供应！
桂花新酒坊挂牌后，武植请张贵跑到官府的酒务办办理好了一切代理酿酒、贩酒许可手续，界定了该交的酒税，武植要力争一切经营都是合法合规的才行。
当时，酒水行业是大宋朝廷税收的一个重要来源，酒水属于官府专营，朝廷对酒水经营管控很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宋朝廷对酒水长期实施“禁榷”，也就是由官府垄断。其垄断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官产官运官卖，即由官办酒坊来酿造销售；二是由官府转卖生产许可证与销售许可证给民间商人，由实力雄厚的正店来经营并为官府创收；三是民间生产官府收购，再由官府卖给民间。具体到开封，其酒业经营实施的是榷曲法，由都曲院对酒户实施“配曲”，一个正店酒户能造多少酒，完全取决于他能从政府手里购买到多少酒曲配额。这笔购买酒曲配额的钱叫做“曲钱”。开封的七十二家正店（大酒楼）所酿之酒，全部得向政府购买其官曲才能酿造——只允许正店向官府购买酿酒配额，既是为了便于监管，也是为了降低征税难度。
要是没有官府颁发的酿酒许可证是不允许私自酿酒和贩卖的。如果手续不完备，或者该交的酒税没有交，那可是遗患无穷。如果被官府找上门，再有嫉恨的人推波助澜，那就会引火烧身惹出大事来的。
所以，武植在经营上，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下丝毫漏洞和隐患，务必做到手续完备，而且即使再重的酒税和再多的“曲钱”他都会如数交纳，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商场如战场，确实是要劳心费力啊。为了打好官商关系，从状元系列酒开售后，在京城时，武植就先后拜访了章淳、曾布、安焘、许将、林希等众多朝廷重臣，每家都给送去了一瓶“状元醇”酒和一瓶“状元郎”酒，借于联络感情。众大臣都戏言，状元郎家的酒真的是贵如珠玉，难以喝得起。武植也给蔡卞和蔡京每家送去了两瓶酒，小人难防，他不得不先示敌以弱。而且当时蔡京还权发遣开封府，是开封府的最高长官，武植不得不防他会从中找茬使绊，破坏自己的商业大计，所以目前还得跟他们兄弟俩打好关系，不能撕破脸皮。
至于皇帝赵煦，他是不敢给他送酒的，要是赵煦喝出点什么问题，那他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同时，武植也分别给师父周桐和林冲、王进两位师弟各送去了两瓶酒，三人收到如此贵重的酒，也尤为欢喜。
就这样，还在京城时，光送礼，武植就送出了三十瓶美酒，两千多贯钱眼睁睁地看着从自己手上溜走，他也是心疼不已，败家了啊！
但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心疼归心疼，感情投资的道理武植比谁都了然于心，当时他思忖过后也就心中释然了。
如今，状元系列酒的生意几经周折，终于又步上了正轨，而且还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武植心中也是高兴。照此发展势头，状元系列酒以后每天能给他带来三千七百多贯钱的收入，一年创收可达一百三十六万多贯钱！
如此巨额的收入，将会是武植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他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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