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主要税收是田税和口赋，还有各种徭役。田税税率在三十税一到十税一之间来回波动，在盛世时还曾经免过田税。总而言之，大汉的田税很轻，但是百姓还要负担按人头收的口赋，还有许多繁重的徭役，整体负担并不轻松。
新莽时天灾人祸不断，朝廷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许多农户为了逃避税赋，躲避徭役，出外逃亡，也就是所谓的逃籍。此时他们的姓名不列入户口册，成为隐户。官府不掌握隐户的资料，更无法对其征税，这对于朝廷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隐户不为朝廷贡献赋税，却大都投入到豪门大户门下，为他们辛苦劳作，以换取豪强的庇护。他们忍受豪强的盘剥，交纳高额的田租，收入十分微薄。但是他们能吃上饭，人身安全相对有保障，也不需要直接面对官府，所有与赋税有关的麻烦事都由豪强代理。因此，成为隐户，托身豪门是贫苦百姓在乱世生存下来的捷径，而在那个时代，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说到底，隐户不是国家的人，而是豪门大户的人，他们不为国家创造价值，只是为所依附的豪强服务。
大汉的奴婢地位比之先秦已大幅度提升，从律法上来说，主人不能对其随意打杀。当年王莽因为儿子王获杀死家奴，逼令他自杀。虽然有王莽政治作秀的成分，但也可看出，在大汉随意处置奴婢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如此，奴婢依旧具有私产的性质，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豪强们拥有大量的奴婢，他们有的在官府登记，有的官府没有记录在案，不能掌握其数据。
天下大乱了几十年，人口减少严重，相对来说人的价值提高了。人就是财富，是国家赖以发展的根基。可大量的人口都被少数豪强占据，对于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
豪强除去占据人口之外，还大量占据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
豪强所占的田地，有一部分是合法的，在官府有登记，缴纳田税。除此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隐田，都是非法占有的。大乱之世，许多人抛下田地逃走，很多闲田被豪门趁机占了，耕作的收获为豪强自已所有，国家得不到一分钱。
这就是刘钰所说的：“豪强贪了朕的田，又抢了朕的人。”
人和田都是有限的，豪强占的多了，留给国家的自然就少了，这些被抢占的资源大大损害了国家利益。为了大汉天下，为了天下百姓，刘钰必定要和豪强斗上一斗，把田和人都抢回来。
为此刘钰一定要想法子削弱豪强的力量，让他们失去反抗之力，乖乖地听他的摆布，而豪强也绝不甘心束手就擒。这是双方的核心利益之争，绝对不会轻松。
拆除坞壁是削弱豪强实力的第一步。虽然只是拆了几面墙壁，却使豪强失去了退守的堡垒，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无从抵御。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道有形的墙壁将人口束缚在豪强的羽翼之下，让人心理上有一种归属感。拆除这道墙，打破了一道无形的壁垒，让豪强与依附他的人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
刘钰就是要告诉天下百姓，你们都是大汉的治下之民，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豪强的私产。
接下来的动作显而易见，必然是收回田地，释放人口。
郑深对此忧心忡忡，“陛下，当年王莽也欲行此事，可是却逼反了天下人，以致于天下大乱，江山倾覆。陛下，殷鉴不远，此事太过凶险，要行之必须慎之又慎。”
对于推翻王莽恢复汉室的刘钰来说，反对王莽是政治正确，王莽支持的他要反对。可是实际上，他要做的事和王莽是一样的。
王莽推行的“王田制”、“私属制”，一为田，一为人，都是有针对性的措施，从出发点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他在方式和手段上来说完全走错了。
王莽时期政令密集，改革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他以为凭借一纸诏书就可以将问题一古脑地解决，从而使新朝成为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崭新的王朝，万万没想到，他的复古改革将天下拖进崩溃的旋涡。
天下人蜂拥而起反对王莽，他为此十分委屈，认为百姓不明事理，不知感恩，不知道朝廷是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他王莽完全是为了天下人，可为什么天下人会如此恨他？
理想的政治家王莽到死都认为是天下人负了他。
这个真心想做事的皇帝以悲剧收场，在他之后，刘秀的措施温和了许多，他分阶段下诏书，一批一批地解放奴婢，释放了大量人口。但是单单有人口是不够的，释放出来的人口需要种田，而田还在豪强手中。人口脱离了豪强，却没有足够的田地分配，使得这些人对朝廷产生怨恨，竟然和豪强们一起在度田时反对朝廷。
刘秀的度田力度不可谓不大，为此他下了狠手，杀了十几个郡的太守，处置了许多豪强。但是在全天下豪强的反对浪潮中，度田依旧无法彻底推行，最后只好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以皇帝和豪强相互妥协而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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