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邑制是从汉高祖刘邦时便开始实行的制度，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强干弱枝，针对的主要目标是各地的豪强大族。
制度的开始是有历史背景的。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前无古人地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开始了大一统王朝模式的尝试。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原来六国贵族的势力，秦始皇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试图掘掉他们原有的根基，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视居住。
可惜秦朝统一的时间太短，二世而亡，大一统思想的实践期太过短暂，并没有深入人心。当时的人更多地将这当成一种失败的尝试，认为以中央集权的方式管理这么广大的疆域是不可能的。
秦朝灭亡之后，项羽采取的依旧是分封制，他自称西楚霸王，相当于当初的周天子的地位。如果不是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出，重新开始大一统王朝的尝试，中国历史大概要重新走回到老路上去。
刘邦统一天下后，面临着和当年的秦始皇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削弱地方势力，将权力集中到中央。刘邦采取的是和秦始皇相似的措施，那就是迁徙关东豪族到自己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充实关中人口，增加关中的财富，增强关中的总体实力。
当然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防御匈奴，因为长安一带离匈奴太近，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匈奴的直接威胁，人口过少是负担不起这个任务的。但是在汉武帝把匈奴打垮之后，这个任务便不复存在了。
这种强干弱枝的行为是以“陵邑制”来实现的。刘邦称帝后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这就是“长陵”，是依照帝都长安建造的，与长安城隔渭水遥相对峙。围绕长陵，刘邦设置了“长陵邑”，将关东豪门大族迁徙到此给他守陵。这些人大多是原来的六国贵族，他们离开了故土，失去了曾经的势力，也失去了对中央的潜在威胁。
他们唯一留下的是财富，而他们的财富有着巨大的消费能力，对于拉动关中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人口不断充实的关中也有了更多的兵源。
汉朝历代皇帝都大修陵墓，在这些陵墓中，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均设邑建县，故名“五陵邑”。
迁徙的豪族有确定的标准，比如汉武帝颁布的着名的《迁茂陵令》规定，凡是财富在三百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长安附近的茂陵邑居住，这个标准拿到现代就是亿万富豪。
诏令是刚性的，但是为了弱化矛盾，汉武帝采取了一定的软性措施，对于这种强迁，国家会给予迁徙者一定的补偿，包括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武帝给每户二十万钱的高额拆迁补偿款，同时奖励各种政治荣誉，对于巨商大贾，让他们可以脱离比较低贱的商家身份，跻身世家名门。
迁徙到关中的豪门子弟一掷千金，极尽奢华，使长安城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繁华大都会，“五陵年少”“茂陵子弟”也成为后世富二代的代名词。
对于迁走的豪门留下的田地，政府出资低价收购，而后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贫民，使许多赤贫百姓得到安置，可以安心种田，国家税收也得以增长。
总而言之，陵邑制不仅削弱了各地豪门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抑制了土地兼并，而且由国家组织平均了社会财富，对于增强中央权力、缓和社会矛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百余年的“陵邑制”在崇尚儒学的汉元帝时期终止。而在豪门崛起后的东汉，“陵邑制”更是无法恢复实行，皇帝的权力也无法再达到西汉的高度。东汉末年时，皇权越发式微，皇帝甚至堕落到要靠地方军阀来供养。
在“陵邑制”和其他加强皇权的制度下，汉朝的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加强，在武帝时达到顶峰。汉武帝的权力是光武帝刘秀所无法相比的。这也是在后世眼中汉武帝十分强势、光武帝却温柔许多的重要原因。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时期，中国才真正确立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模式，充分证明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可行性，使这种体制成为后世两千年历代王朝的样板。
有赖于历代王朝的努力，天下一统成为中华大地全民共识，中国经历了数次分裂，最终都能归于一统，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各国林立。
刘钰作为先知的现代人，知道东汉后的历史走向，那是一个豪强崛起，士族门阀开始形成的时代，当然要想法子予以避免，所以提出了恢复“陵邑制”。
大臣们合力反对在他的意料之中。反对的声音，有的说无须实行，有的说无法实行，一时争论不下。
刑部侍郎郭躬说道：“陛下，从古至今，关东河北、河南、齐、鲁等地一向为繁华之地，人口众多，农商发达，关中虽为帝都所在，与之相比亦有不足，当是时，从关东迁徙富户至关中，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自应如此。而自王莽乱政以来，天下大乱三十年，百姓流离失所，有赖陛下雄才大略，关中率先安定，先前迁走避难者争相还乡，更有各地避乱者持续迁入，陛下又招纳流民，发放土地，吸引关东流民入关，陛下践位九年，关中人口增加数倍。反观关东，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土地荒芜，人口凋蔽。如今看来，关中繁华更胜关东，此时再从关东迁徙人口至关中，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若恢复陵邑，则关中人口愈密，土地不足供养，而关东人口愈疏，荒地无人耕种，益发凋蔽。陛下，凡事当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动，此一时彼一时，陵邑虽善，非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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