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得到消息，耿弇率军出上谷南下。他的军团以骑兵为主，这对于河北来说是致命的。
河北之地全是平原，没有高山阻隔，最利于骑兵驰骋，以骑兵自北向南突进，几乎不可阻挡。
耿弇是当世名将，出身上谷突骑，率领着全马镫的骑兵军团，冲击力十分强悍，对于邯郸的威胁比之河南的刘茂军团犹有过之。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河北水网密布，治水、易水、桃水、涞水等河流可以迟滞骑兵的前进。如今已是初夏，河流进入丰水期，水位上涨，增大了军马渡河的难度。
但是这些河流终究不是黄河、长江一样的天险，渡河的难度虽有，也不至于无法实现。这些河流起不到那么大的防御作用，最大的作用只是延迟骑兵南下的速度，使刘秀可以有时间调动兵力组织防守。
如果等到隆冬时节，北方的河流全部结冰，不需舟楫便可踏冰南下，骑兵在河北大地便可纵横驰骋了。但是有利必有弊，隆冬行军，马匹瘦弱，粮草难行，不仅骑兵战斗力打了折扣，而且后勤压力太大。
中原的骑兵终究不像胡人，还要仰赖粮道。胡人的生活方式是“马逐水草，人仰湩酪”。他们的饮食大多是畜产品，对于粮食的依赖性较低。胡人骑兵南下都是自带粮草，佐以掳掠，胡兵出征大概以三个月为限，过了这个时间便要回军，因为此时粮食差不多已吃尽了。
不管是幽州还是并州、凉州的突骑，他们的补给还是传统的汉人方式，即需要后方粮道保障供给。因此战争成本大大高于胡骑。
当年汉匈之间的漠北之战，卫青与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塞，后勤人员多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武皇帝以改革币制、兴告缗等方式筹集军饷，几乎将天下掏空，倾举国之力支持这场战争，战争成本远远超过匈奴人。即便最终获胜，汉朝也无法占领北方的草原荒漠，那种地方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是无用之地。因此当年王莽要伐匈奴之时，严尤劝谏他，对付匈奴，“周朝得中策、汉朝得下策、秦朝无策。”
耿弇的骑兵军团南下，也面临着粮道保障问题。这是一场烧钱的游戏，威力巨大，消耗也巨大。因此刘钰准备了半年，大规模地运兵运粮，等到上谷的粮草储存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猝然发动。
这个南下的时机经过了精心的选择，此时正是宿麦的收获时节，田地时都是刚刚成熟的麦子，骑兵军团可以因食于敌，不仅可以缓解自己的粮草问题，也可以大大削弱敌军的实力。孙子兵法云：“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战争的损失是相互的，刘钰自然要承担巨大的后勤压力，刘秀则要承担更大的战争损耗。因为战场在建武汉的本土，他们的粮食被掳掠，城池被毁坏，田地被践踏，战争对当地经济的破坏作用巨大且持久。
建世汉面对发达的河北之地，若是战败，损失的顶多是军马，若能战胜，所得足可弥补损失，并能有巨大的赢余。对建武汉来说，若是战败，则可能万劫不复，若是战胜，将敌军赶出国土，依然要承受经济损失，除非他可以趁势反攻，进入建世汉的本土。
这几乎是一场刘钰注定大赚的买卖，可是刘秀已经顾不上算这笔账了，他面临的是生死难局，迫切需要解决生存问题。
刘秀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击退敌军，经济问题只有等到战后再说。即便是退敌这个第一目标，想要达成也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敌军足够强大，而敌将的战术水平毫无疑问是当世一流。
耿弇不仅战术水平高，对于河北的情况又足够了解，以他为将对于刘秀来说十分致命。此时耿氏在邯郸的质子耿广已经就戮，耿氏阖族已迁入长安，刘秀和耿氏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
对付突骑这样的天下兵王，对付耿弇这样的良将，除了刘秀本人亲征，再无别的选择。建武皇帝刚刚结束对于涉县的两次亲征，又要马不停蹄地踏上北去的征程。
但是在他到达战场之前，要先保证涿郡的杜茂大军不至于溃败。若是没等到刘秀抵达战场涿郡便先行崩溃，那么任是何方战神恐怕都很难挽回战局。
刘秀第一时间便抓住了战役的关键：粮草。这几乎是建武汉唯一的优势所在。
对于大规模骑兵军团，除非有同样体量的骑兵，否则正面对敌毫无胜算，只有拖住他们，不断威胁其粮道，使其陷入补给不畅的困局之中，河北才有机会获胜。
刘秀一边准备军马北上，一边连续发出紧急命令。
令河北全境抢收春麦，将粮草收入府库；令涿郡地方官员火速将百姓迁入各城及坞壁之中，坚壁清野，使耿弇不能在当地取得民役及粮草；令骠骑大将军杜茂死守涿县、良乡、高阳等城池，不得出城决战；令渔阳太守张堪火速驰奔蓟县，加强幽州重镇蓟县的防守；令幽州各郡大规模征发突骑，全部送往渔阳及涿郡前线待命；令河北各郡发精兵北向，集结于范阳、高阳、故安等地；令各将领谨守太行八陉之要塞，随时准备防备敌军突出太行山；令河南各郡收缩战线，集结军队，收缩补给线；拜征南大将军岑彭为镇南大将军，节制各军，总督黄河以南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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