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汉武帝手下最得力的财政专家桑弘羊仍然在朝，官居御史大夫，那些被抨击的财政政策很多都是他制定并推进实行的。社会贤达们的呼声尤如刀剑一般刺向了他，桑弘羊奋起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辩论场如同战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桓宽把这场桑弘羊舌战群儒的大辩论记录下来，并整理成书，这本《盐铁论》幸运地流传后世，让后世的人有幸观瞻前人经济思想的碰撞。细看《盐铁论》可以观察到，各朝各代的经济困局个个相似，后世的几乎所有问题在前朝都有相应的折射。
桑弘羊是财政专家，比民间人士专业一百倍，理论上可以一打多，打爆各位贤良文学。但是按桓宽在《盐铁论》中的记载，贤良文学占了上风。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因为桓宽自己就是贤良文学队伍里的一员。
在争论中，贤良文学们不断重复着“不能与民争利，要以德服人”之类的废话，桑弘羊的核心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
废除盐铁专卖，哪儿有钱“外攘夷狄”、“虽远必诛”？不这么搞，朝廷根本就玩不转。
每个朝代进展到一定的程度，随着政府官员队伍的不断膨胀、官僚日益腐败和战争等大消耗意外情况的发生，种种因素堆积在一起，都会产生类似的财政问题。
朝廷需要钱弥补开支缺口，不管是盐铁专卖还是铸造大钱，总而言之是为了圈钱，因为不圈钱就要破产，这就像是吸毒，有很强的依赖性，沾上了就戒不掉。
这场大争论之后，朝廷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算是对民间情绪的一个安抚，占比重最大的盐铁专卖还是雷打不动。
后来“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曾经试图“以德服人”，宣布废除盐铁官营，可是三年过后，陷入财政危机的汉元帝顾不得德不德的了，又灰头土脸地将其恢复。
如今刘钰想要将人参官营，其实也是一项特定的“官山海”内容，当然也是“与民争利”。但是按照郑青的法子，相当于从百姓手中明抢，吃相太难看，显得没风度。
刘钰却想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增加收入。他的理想模式就是，把薅羊毛包装成理发，让羊被薅了还得凑到主人身边蹭一蹭撒个娇，表达一下感谢。
这就要研究百姓的需要了，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才不会遭到反对，那么百姓目前需要什么？
按照田邑的说法，百姓采了人参，不会加工处理，人参容易变质腐烂，没了药效，所以他们担心人参砸在手里卖不出去，只好急着出手，因此而卖不上价，难以致富。
针对这些问题，皇帝和郑青商议，决定不参予采摘环节，原本以采参为业的百姓依旧可以靠此谋生。
政府包揽收购，价格要比之前有一定的提高，让百姓觉得占了便宜，条件是他们只能将采来的人参卖给政府。
这样虽然销售渠道单一，但是好在稳定，好在价格高过从前，百姓们不仅增加了收入，而且再不用担心人参砸在手里。
这一波操作，可以包装成皇帝怜上党百姓贫苦，为他们解决人参销售问题，大概可以怒刷一波好感。
上党人参虽然是稀缺药材，但是销售局限于本地，价格长期处于低位。皇帝提价收购，看似支出更多，其实这点提价对于想从中赚大钱的皇帝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这只是塑造他仁君形象的形象工程而已，是为了顺利推进“人参专卖”而做出的一点小小的让利而已。
皇帝以郑青为“参粮官”，组织人员开展技术攻关，解决人参的加工和储藏问题。这个工艺皇帝只知道大概，但是这已经已足够了，有了这个大概，攻克技术关只是时间问题。
最终的销售环节也是由官府负责，想要人参的商人，必须要以粮食来换，这样可以逼着外地的药商运粮过来，省了朝廷再费劲去运，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最终都要由消费者来买单。
当然这只是大概的思路，其中还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考虑，皇帝把这些都交给了郑青，让他一力承担。皇帝自己则担起了另一个做大蛋糕的关键任务：打广告。
这是打开销售渠道，推高人参价格的关键环节。
这件事由皇帝来做最合适不过，因为古往今来从来都是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集权社会永远是从上向下的传导作用更强。
于是不久就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说皇帝之所以精力那么充沛，就是因为他平时擅长养生，以上好的人参进行滋补，所以从来不觉得累，甚至传说，皇帝年纪轻轻就有数个子女也与吃人参有关。
这一次走乌岭道，累倒了十几个年长的大臣，皇帝命随驾的太医前去看望诊治，太医开的药方之中，大部分都有上党人参的成分，大臣们吃过一阵子之后，普遍觉得精神健旺了许多。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热情的太医上门复诊，不停地说这药里面加了料，就是使皇帝陛下龙精虎猛的人参。这东西最是滋补，吃了会使人精神健旺，然后亲切地问：“您是不是也觉得精神健旺了许多？”一般这种不断的启发式提问都比较洗脑，健忘的老臣们大多会忘了自己从前的状态，觉得“咦，好像确实感觉比昨天有精神了，人参真好，这药真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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