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上海不是金州军的地盘，所以文宣司能够动用的手段并不多，主要还是在音乐和话剧上。再加上一些辅助手段开展舆论宣传，将东林党的攻击压下去。
经过柳如是、谭明仲和林镇远的商讨，决定在上海开几场歌唱会，表演几场话剧，将百姓们吸引过来，再趁机开展宣传。在宣扬金州军的正面形象时，借机抹黑那些东林党徒。从底层的百姓开始，依靠庞大的百姓数量，一步步的将东林党的攻击瓦解，再伺机予以反击。
随着东林党表现出对金州军的敌视，那些原本被谭明仲惩处和打压的上海本地势力又开始不安分起来，蠢蠢欲动，似乎想要找回场子。
就连上海的衙门也似乎有了底气，个别看不清楚形势的官员频频发声，显然不想做行道会的傀儡。
一些嚣张惯了的衙役们在上官的暗示下再次出现在了街头，想要再抖一抖威风，敲诈一些钱财。
这些衙役们刚刚得手了几家，就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被一群蒙面歹徒当街袭击了。所有人都被打断了四肢，钱财也被抢走，嚣张至极。
更可恶的是，这些歹徒行凶之时没有一个人阻拦和报官，反而兴致勃勃的围着观看，还在歹徒逃走时主动让出了道路，为他们打掩护。
县城内发生如此恐怖的“恶行”，令上海县衙大受震动，甚至连松江府都惊动了。但是然并卵，官府对于此次事件完全无可奈何。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行道会做的，但是没有证据。以往像这种事情，控制着城市黑帮的官府和大族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蛛丝马迹，并找到凶手。但是当行道会统一了上海的地下势力，将衙门伸向地方的手斩断，仅仅凭借衙门里的那些衙役，根本就掌控不了整个上海县城。
一时之间，那些人又想起了当初上海帮派被灭的事情，几乎是同样的手段，只是这次更加嚣张，完全是不加掩饰。
官府可以震慑地方靠的就是他可以合法的行使暴力，当他们遇到比他们更狠的人时，他们就没辙了。
金州军一直把握着一个原则，即使要动武，也是将目标对准那些底层的人，尽量不触及那些官员，以免将大好的局面恶化。所以哪怕上海县衙和松江府衙的官员们心中非常恼火，但是也不敢轻易的撕破脸。
金州军可不是善男信女，砍下的鞑子脑袋都已经堆积如山了，战斗力那是杠杠的。一旦激怒了金州军，金州军真要发起狠来，江南有谁挡得住？靠那些卫所兵和水师？别开玩笑了，那些老爷兵们连海盗都打不过，更不用说如狼似虎的金州军了，那完全是拿鸡蛋碰石头。
要是上海县或者松江府敢出动兵马镇压，信不信早已销声匿迹的倭寇海盗马上就会死灰复燃，并且会更加恐怖。金州军换身马甲攻破上海甚至松江很难吗？听说金州军麾下就有一帮倭人，安排一批倭寇简直不要太简单。
武将嚣张、跋扈完全是正常情况，特别是那些强军，金州军这样的已经是非常收敛了。所以为了不引起更大的冲突，这口怨气上海县衙和松江知府只能咽下去。
很快，那些针对金州军和行道会的小动作全都停止了，只有文人们心有不甘，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依然在四处叫嚣。
大明就是对这些文人们太好了，刑不上大夫，即使是犯罪文人都可以受到优待。至于对文人们动武，很容易引起公愤，也容易败坏名声。除非是破罐子破摔，一般势力都不会做这么极端的行为。所以这些文人们有伺无恐，抹黑金州军的力度空前，鲁若麟在他们口中已经成了旷古绝今的人渣。
不过文人们控制舆论一般是在读书人之间相互传播，因为有共同语言嘛，总不能和那些泥腿子们去辩论是非观点吧。毕竟原本社会的话语权就掌握在文人们手里，普通百姓没有知识、没有地位，一般都是文人们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
不过金州军的宣传工作一向以简单粗暴、直面群众而闻名，在文人们还需要将自己的观点通过其他方式灌输给普通百姓的时候，金州军已经直接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传达给了百姓，而且是以最浅显的方式。
音乐、话剧，在文人们眼里只是娱乐的形式，在金州军手里就变成了犀利的武器。
针对文人们对金州军的抹黑，文宣司以最直接的手段予以还击——编排新剧。
剧名《伪君子》的话剧立马在上海县内公开免费演出，而且是几个地点同时上演。
《伪君子》的男主角杜大郎基本以杜君默为原型，讲述了家境贫寒的杜大郎在发迹之前为了赢得青楼女子的青睐，委屈求全，百般讨好，终于赢得了青楼女子的芳心。
杜大郎在用花言巧语骗得青楼女子的信任之后，许下种种诺言，骗来青楼女子积攒起来准备赎身的钱财供他花天酒地。在青楼女子钱财耗尽之后杜大郎立马翻脸不认人，转身就投向了富家小姐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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