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庾岭虽然不如北方诸关隘那样声名盛极，但与岭南局势之安危也是密切相关。
哪怕到了大唐年间，许多时流仍然将此关岭视为岭南第一险途，诸如此前遭贬岭南的宋之问，便有《题大庾岭北驿》《早发大庾岭》《度大庾岭》等一系列相关诗作，更在诗中将“度岭”比拟为“辞国”，认为大庾岭以南近乎异域。
开元五年，刘幽求出任广州都督，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加强岭南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
刘幽求到任之后筹措两年之久，才在开元七年组织岭南唐番百姓、并在地方大族的支持下开凿大峪岭山道，历时两年山道始成，自此之后大庾岭不复沟岭绵密，车马可以畅通无阻。
这一篇《开凿大庾岭路赋》所述写记录的正是这一事迹，区区几千字的文赋，上溯秦汉之关岭险恶，以及开凿大庾岭山道过程的辛苦艰难，一直到山道贯通后岭南士民因此得利的欢欣鼓舞，的确称得上是论述翔实，描写深刻。
张说见圣人捧卷细读这一篇文赋，便也笑语说道：“此文伴州官治境安民壮举而生，文笔雄健，为事增彩，古今之殊异、前后之利弊皆翔实道来，已经颇得南朝庾信赋史之古韵，又无庾某好为艳笔之夸诞纵情，可谓是文题中正，意达上等。国朝兴治，虽岭南远疆亦能有此珠玉投献于朝，开元文治之盛，亦验此一斑！”
南朝庾信文笔壮丽，就连张说本人都有诗赞其“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更被后人称颂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的骈文巨匠。
可是现在张说这个庾信的小迷弟评价这一篇出自今届举人的文赋，居然言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见对于这一篇文赋的欣赏。
不过在看到这一篇文赋的作者后，李潼对张说所给与这么高的评价也不觉得意外，毕竟两人在原本史上就颇有交集与渊源，文赋作者张九龄，正是张说的干孙子，更是张说政治与文坛声望的继承人。
历史上的张九龄，号称盛唐最后一位名相，更是大唐宰相风采气度代表人物之一。其人虽然出身岭南大族，但岭南人在大唐的政坛整体上都乏甚存在感。
张九龄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限制，除了本身才能气度的确超人一等之外，更重要的便是获得了张说这个文坛宗主与当朝宰相的赏识与提拔。
历史上张说对张九龄的提拔可谓不遗余力，不独借助自己文坛上的影响力为张九龄扬名，积极的向玄宗举荐其人，这一份交情更延伸到私情上，以同族而叙昭穆。
张九龄对张说的赏识自然也是投桃报李，在张说与姚元崇的权力斗争中便积极冲在一线、毫不惜身，张说去世后更亲自执笔、拟写墓志，署名族孙。
当然真正让张九龄成为盛唐名相的也并非两人之间的私情，张九龄虽然循张说而见显，但当成为宰相后，还是超越了张说的影响力，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作为。特别其人谏杀安禄山却不获玄宗应允，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时更让时流感慨张九龄识人之明。
李潼对于张九龄自然是印象深刻，不仅仅在于其人史书中的形象，更因为张九龄这个名字早在之前便不乏人向自己提及。
如今开元几位宰相，王方庆、李昭德、刘幽求等都曾先后担任广州都督。禁中君臣偶尔闲话时，李潼或会问起岭南地表有什么出色人物，几人也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张九龄。
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张九龄出身岭南显宦人家，所以才在少年时代便有机会同广州都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产生交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子自幼便聪颖早慧、学养不俗，否则几位宰相也不会对远在天南的一个州官之子印象深刻，乃至于转达天听。
特别是眼下仍在广州任上的刘幽求，在去年贡表之外附书一则，就是比较正式的向圣人举荐，书中言道此子虽然功名未着、但请圣人勿以常材后进审之。
张九龄不独诗文见壮，甚至对岭南政治也颇有匡见，在刘幽求开凿大庾岭山道之际，其人便暂充幕僚，积极奔走联络岭南诸豪强宗社，如此用工繁重的一项工程，没有在岭南造成民怨沸腾，张九龄上下联络沟通之劳也是颇有助益。所谓天南入贡，海陆时料之余，此员亦可称一珍。
唐人爱赏评时流俊彦，且言辞不乏夸大，诸如狄仁杰年轻时便被称许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刘幽求对张九龄的评价则是天南一珍，倒也颇得时代三味。
有了大臣们频频提及，再加上原本历史的记忆，李潼想不注意张九龄都难。
这个还未有功名出身的广东小青年，还没有入京便已经简在帝心，因为错过了去年秋贡入京，李潼甚至还传令广州市舶司具车一驾、专送张九龄入京应试，也算是表彰他在开凿大庾岭山道所做的贡献。
当然，这件事只有受命诸员知晓，李潼也并没有对外宣扬。毕竟张九龄眼下只是一个岭南贡举人，若恩眷太盛、人尽皆知，势必会影响到科举的考选结果，对其他贡举人而言是一个打击，对张九龄也未必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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