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中虽有未及入库钱事现象存在，但即便刨除了这一部分，仍有多达五百多万缗的钱款是对不上的。毫无疑问，这一部分钱财就是在诸司行政过程中遭到了截留与贪墨。
五百万缗的亏空与数亿缗的钱款总量相比起来，比例的确是不算大。
可是，抛开总量不谈，谁也不能说五百万缗是一笔小数。若以时价折算粮帛，这一笔巨款甚至都远远超过了内外凡所在品官员的一年禄米总量！
这一笔款项所涉及的贪墨现象，是一定要严查到底、绝不姑息的！
虽然说眼下朝廷财政收入激增，可若仍然任由那些贪污枉法的官员们藏匿在官员体系中，他们的贼胆将会成倍放大，甚至极有可能会从个体的贪污行为扩大到团伙作案，所贪污的钱款也必然会呈指数性暴增。
今年还只是五百万缗的贪污数额，明年就有可能上千万！若继续放任，不需十年，这一场世博会举办下来、算算账可能还是净亏！
相关的案事刑断，昨日圣人已经同宰相们商讨许久，并拟定出一个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联合执法的《开元五年追赃格》，由门下省领衔督办，哪怕用上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也要将这凭空消失的五百万缗赃款尽数追讨回来，涉案必惩！
至于涉案人员的追惩，仍循《唐律疏议》中职制、杂律并监主受财枉法等律令的规定标准。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觉得《唐律疏议》中规令太过严格，譬如《职制》中受财枉法得绢十五匹便当绞，坐赃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议》是永徽年间的旧法，按照当下的时价，一匹绢不过三到五百钱之间，这就是涉案金额不足十缗便要或死或徒。
这样的惩罚力度，无疑是极为严格的。李潼倒不是觉得对贪官的惩罚太狠，而是觉得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依照开元当世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太过严格的律令执行起来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震慑。这么低的标准，实际察发起来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律令中已经是当死的罪行，但在现实的情境中却会频繁发生。
刑司即便再怎么公正严明，也不可能盯紧所有官员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额进项。当罪但却无刑，长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会越来越松弛。
真正到了察发大赃的时候，十缗当死又或百缗当死，实际的区别已经不大。虽然都是一个死，但在小恶作大的过程中，律令已经丧失了本该具有的威慑性。
立法需要严格，执法却要谨慎。想要保证律令的威慑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纵。
李潼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从立法与执法之间的执行矛盾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执法标准要切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惩罚标准远远低于现实的经济价值标准，法律就会处于长期的无从执行的状态，从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会造成冤假错漏的现象发生。
可是当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宰相姚元崇却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个解释：“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轻重，而在乎有无。受绢十五匹当绞，所惩非此绢数，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缨之士，恒有国禄饲养，若衣食不循法度纳之，则君恩何所显现？国以禄米飨赐，岂可与庶人共货沽力用之！”
姚元崇这一番话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个本质，那就是虽然看起来律令严格、尺度有定，但本质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颁设，所规定的并不是你罪行的轻重，而是你究竟有没有犯罪！只要你犯了这一项罪，那就可以据此否定你这个人！
听到姚元崇这么说，李潼才终于理解了在他看来《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当中不失宽宏，政治清明的时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决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数。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则严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严酷至极的条令。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简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质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国，而非依法治国。但面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进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杀的。
明白了这些，再看《唐律疏议》中那些规令的差异，心中自有了然。小民与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关，不过家室四邻，或有行差踏错，律令亦不轻夺性命，给其悔过偿错的机会。可若官员德行有暇，上负于君，下负于民，必须要从严惩处。
所以律令设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确立一个道德的是非观，然后才是执行力。
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圣人所秉持放宽量刑的提议，看似提高了律令的执行力，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虽然错了，但却有可磋商的空间。不仅仅是执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对善恶道德的一种退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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