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道大行台之所以设置起来，一则在于雍王的确是功大难酬，在内匡扶社稷，在外则挫败悍敌，二则在于朝廷新定未久，对天下并没有足够的掌控力，三则在于陕西边事的确危困，也需要一个专命的调控攻防。
这三个原因，其中第一个最不紧要，第二个才是重点。
如果朝廷对于内外局面真的有着足够的掌控力，其他俱不成问题。雍王即便再如何功大，在都荣养即可，如果真的心怀不忿、口出怨言，那就直接干掉。
就算陕西边事危困，朝廷也可以选用别的才力，并不需要使派雍王这样一个身份敏感的宗家子弟专制于陕西。
所以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朝情复杂且混乱，皇帝威望严重不足，才造成这种内忧外困、行台势大难制的局面。加强朝廷的权威，并提升皇帝个人的威望，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法。
此前皇帝李旦迷困于当下这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走了很多的弯路。其中最让他懊悔的，就在于听信老臣陈腐之言，专以休养为先，对于边情军事不够重视，以至于如今朝野之间凡言军事者必推雍王，仿佛唐家社稷之安危、俱系雍王一身。
这一次西京的催缴风波，雍王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鼓噪民情，其底气也正在于此。跟行台治边战果累累相比，朝廷在这方面的确是乏善可陈。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李旦自登基以来，便一直没有西入关中祭拜祖陵，每每想到此节，心里就虚得很。若征伐大事再俱出于行台，那他这个皇帝究竟还能管什么事？
所以眼下，朝廷也需要在边事上长作计谋，并尽快拿出一个亮眼的战绩，这也是当务之急。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旦便忍不住瞥了薛稷一眼，心中隐有不满。这样的国之大计，本该是由宰相提出，哪怕君王一时思虑不及，也该提醒备问。
他对薛稷不可谓不亲厚，入朝伊始便将之拔入政事堂。但过去这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薛稷在政事堂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不要说什么益国益治的大计，哪怕作为皇帝喉舌在政事堂中发声，声量都不够大，以至于许多事情都需要李旦自己操计起来。
事实证明，薛稷此人虽然略有文辞之才，但本身才具是真的不堪大臣之选。
但就算心里有不满，李旦也有些无可奈何。王孝杰一事，已经让他不敢贸然将自己不熟悉的大臣录入政事堂，而他所了解且能足够信任的人当中，又罕有能当此任者。
过去长达十几年的幽禁封锁，让他对世道时流陌生至极，在选士用人方面也就多有茫然。
他所亲近者，无非一些亲戚门户，但这些亲戚们，也未必都跟他是一条心。前有豆卢钦望，后有王美畅，无不带给他莫大的失望。
倒是窦孝谌这位丈人归都后，种种声迹表达都让李旦颇感欣慰。他本来也打算将窦孝谌留用都畿，乃至于寻机安排进入政事堂。但在一番权衡后，还是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妥。
窦孝谌身份毕竟不同寻常，一旦在中枢权柄过盛，那影响将不只限于外朝，很有可能会干扰到他的家庭关系，比如嗣序问题。
原本这件事在李旦看来根本就不成问题，他如今不过三十多岁，诸子幼少，自身大位方享、政治都还未理顺，现在就考虑嗣传问题本就太早。更何况长子成器本就嫡出，垂拱旧年已经身领春宫之位，即便要考虑，也是当然之选。
但事实证明李旦还是把人心情势想得太简单了，他既然已临大位，天家本无私事，在群情关注之下，许多问题都会变得复杂起来。
李旦对他们亲戚以待，然而他们却都心机深刻，将皇帝一家当作索取功爵权禄的对象。这一点，在王美畅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王美畅留事西京行台，已经让李旦颇感尴尬。他本来还期待王美畅留事行台，可能是为了在一些问题上偏帮朝廷，但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此前王德妃玉陨宫中，李旦强忍悲情再招王美畅归朝，但王美畅却以世无父为子服礼再作拒绝。李旦心知，王美畅是不满于朝廷待他与窦孝谌名爵差距悬殊，但其人这份态度，也让李旦对他彻底的死了心。
由于王美畅的缘故，李旦本来打算追德妃以贵妃之礼入葬的想法都不得不放弃，甚至对少子隆业都隐有不喜。
这些外戚们一个个谋计复杂，已经影响到自己一家人的家庭关系。有鉴于此，李旦也不敢将窦孝谌再留朝中，而是授给一桩在他看来同样非常重要的边事。
然而窦孝谌在听到这话后，脸色先是陡然一变，片刻后更直接伏地悲声道：“臣才器猥下，乱周旧年，谋身尚且无能，身陷囹圄、掐指待死。幸在皇恩庇护，得有生归之期。老病之身，寄命人间，苦忍骨肉分割之痛，已感生不如死……”
窦孝谌自然不愿外任，更何况听到皇帝意思竟还要找机会与突厥干上一仗，心情自然更加惶恐。
兵者大凶，谁人能笃言必胜？胜则固然可喜，败则身败名裂，甚至有战没之危。又怎么比得上安在中枢，平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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