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即便是盟友交往也不可能什么都交实底。
但徐泽并没有蓄意欺骗金国使者，大同帝国确实还没有彻底平灭新宋政权。
战争是吞噬钱粮的恐怖巨兽，备战打仗、赈灾救济和基础建设都会消耗大量的钱粮，而刚刚经历战火的地区也需要免税。
使得大同帝国的疆域虽然不断扩张，粮食产量也连年攀升新高，可消耗也同样巨大，自然不可能无限量供应金国开拓草原。
所以，徐泽并没有恶意“抬价”。
金国想要大幅度增加粮食交易量，仅割让一个开州肯定远远不够。
最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看金国上层能下多大的决心摆脱大同的控制了。
两年前，大同攻灭不听招呼的夏国后，顺势逼降了泾原路和秦凤路宋军，将新宋势力彻底赶到了长江以南，在战略上完成了对新宋政权的彻底压制。
当年五月份，不甘坐等国灭的新宋朝廷调动了近二十万大军，反攻大同两浙路。
宋军仗着兵力优势，南北并进，分别攻打湖州和润州。
而由于部分兵力投入到了福建战场，防御面过宽导致兵力不足的同军第六军则被动采取守势。
结果，宋军奋战了半个多月，却迟迟不能破开同军的防线。
进而无功师老兵疲，就在主持此战的宋军统率折彦质想着如何体面结束战争时，同军第五军王进部突然由无为军渡江南下，攻破了江南东路太平军。
后路被截断，士气本就低下的宋军随即大溃。
同军顺势西进，全取江南东路，并攻下了江南西路首府隆兴府（新宋朝廷南渡后，赵构改江南西路洪州为隆兴府）。
俘获新宋江南东路招讨使折彦质、阵斩江宁府界招捉盗贼制置使刘光世，隆兴府兵马总管李成等，歼灭、迫降宋军超十万人。
与此同时，同宋第七军岳飞部也趁机渡过长江攻入荆湖北路澧州境内，大有一举南下攻入长沙府再灭新宋政权的架势。
东、西两线皆传紧急军情，主动掀起大战的赵构顿时慌了神，当即抛下长沙府，准备“南幸”以避敌锋芒。
自徐泽举兵之后，宋军就一直被同军压着打，屡战屡败国土越来越小的赵宋朝廷不得不反复向南方迁都避敌。
此前选为临时都城或行在停留地的南阳、江陵两府，虽然比不了居天下正中的“七朝古都”开封府繁华，可好歹也是人烟稠密、开发度不低的传统“汉地”。
此后继续向南，逃到远离中原的长沙府，已经是迫不得已了。
现在，还要放弃长沙继续南逃，就只能进入广南东、西两路了。
广南两路地域虽“广”，却非宜居之地。
单位面积内的各类可再生资源都有上限，而生物繁衍却是成几何倍增长，若不加以控制，就会因生态环境失衡而出现严重问题。
因而，一些动物在缺乏天敌而繁衍过快，导致种群密度过大时，会自发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以避免因耗尽生存资源而导致族群消亡。
但人类与其他生物明显不同，不仅需要自然资源，还需要社会资源。
通常来讲，人烟稠密的繁华之地人均自然资源相对更少，却因为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源，反而比地广人稀人均自然资源更加丰富的边地更有吸引力。
繁华远胜四夷的中原地区便是如此，千年来一直像磁石一般不断吸纳外来人口。
当然，有地种能吃饱饭就知足的底层百姓并不会在乎这些。
只要是无主荒地，即便环境比较险恶，也挡不住底层百姓开荒的热情。
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管不到的地方还有地主老爷管，整个天下就没有多少适合开垦的无主荒地。
唯有蛮夷脚下的土地才可以“无主”，比如持续了千年之久的汉夷之争，又比如赵宋开拓熙河。
但这种扩张速度并不快，且要靠朝廷强力推进，还会在很长时间内反复血腥厮杀。
能为这些土地而搏命的人并不多，中原百姓基本不会参与其中。
只有兵荒战乱、疾疫流行或持久的特大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中原百姓才会自发向外流动。
其中，兵荒战乱是第一诱因。
自汉以降，华夏多次王朝兴替内部混乱之时，北方的游牧政权都会趁机南下。
弱则劫掠人口物资，强则趁机入主中原。
面对这种等级的大兵灾，普通百姓的力量是弱小的，基本无法抗争，不想躲入深山与野兽为伍，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但占有更多资源的大姓豪族却有更多选择，进则入仕新政权为胡人服务，退则结寨交“保护费”，实在不济，还可以携大量僮仆和食客渡江避乱。
不过，大姓豪族即便南渡也不会乱跑，会优先选择信息通畅、人烟稠密、开发度相对较高江南地区定居。
只有战乱持续多年且不断升级，导致这些地区也极不安全了，才会有人继续迁徙，前往更加偏远的蜀地、广南，乃至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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