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相公请三思，张宣处已经严令各部准备攻打永兴军路，我部乃是北线主力，擅自攻夏，分散兵力不说，还有致川陕全局崩坏的风险啊。”
曲端之父曲涣（曾任左班殿直）早亡，使得其人年仅三岁就蒙父荫授任三班借职。
而等到曲端成年之后，其父的余荫早已消磨殆尽。
其人年纪轻轻就能在这乱世崭露头角，成为执掌一路文武大权的经略使，基本是靠自己真凭实学干出来的，当然不是只会感情用事的莽夫。
“哼！张浚这等大头巾只会纸上谈兵，为了军功，可以不顾眼前形势和儿郎们的死活，老子却不能听他摆布，总得多留一个心眼。”
曲、吴二人面对即将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即将发起的攻同之战，各有各的顾虑，乃是因为秦凤路的形势并不乐观。
秦凤路当前面临的头号大敌乃是占据永兴、泾原、鄜延三路的同军，相对而言，战力一般且国力穷困的夏人反而没有太大的威胁。
大同帝国攻下陕西三路后，休战近一年时间才正式启动伐夏之战，在此期间自然不可能一直都在闷头种田。
去年十一月份，确定伐夏战略后，徐泽就以军政皆通的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调任新设立的陕西路巡抚使。
陛辞时，正乾皇帝对张巡抚的要求是在其任内彻底稳定陕西六路。
此“稳定”自然不是赵宋王朝那种糊弄住各方利益群体的息事宁人，而是强力清除治下腐朽势力，并将因持续战乱百年而军政失调的陕西逐步扳回正轨。
在此之前，徐泽就已经向主持伐夏之战的第三军军正牛皋发去措辞类似的诏令。
同时进行讨宋、灭夏两场大战，并将讨伐夏国、攻略秦凤与稳定陕西三件事结合起来做，肯定不可能是陕西一路就可以主导的阶段性任务。
张叔夜、牛皋二人能做好的，主要是整顿军纪军风、重建社会组织、清查冒占田地、改革土地政策、组织农业基础建设等，旨在重建一个“新陕西”的军政要务。
除此之外，大同朝廷还要区分内外做好更上层的工作：
对已经掌控在手的陕西路，以新戏演出、《大同旬报》专题连载、文武官员轮训等形式，深入分析“弱夏百年难灭”的原因教训，理清关中必然走向堕落的历史根源。
并大力宣传大同从同舟社时期就坚持为天下带来和平稳定的宗旨，动员接受了大同教育改造的底层军民自觉投身即将开始的伐夏之战中。
而对新宋政权尤其是秦凤三路，则以释放战俘、民事交流、广发檄文等形式，透露大同即将伐夏的信息，
以此展示大同帝国平定天下的决心，促使秦凤军民认清同军与以往改朝换代军队的本质区别，动员其配合同军伐夏，从而“一雪百年之耻”。
没错。
在之前发布的《伐夏檄文》中，正乾皇帝先是开门见山的指出了大同暂缓灭宋之战也要兴天兵征讨夏国的原因：
夏国胆敢无视大同帝国的严厉警告，擅自介入华夏法统之争的同宋之战，就必须接受大同帝国的严惩，以儆效尤！
徐泽还列举了银州李氏据地作乱，弃姓改服（指李元昊改姓嵬名、并设蕃学、创西夏文字等去汉化行为），为祸河西、关中上百年的种种罪行，号召包含宋人在内的天下豪杰共同征讨不服王化的番邦蛮夷，一雪百年之耻。
伐夏檄文的篇幅不长，充满诸多不合理之处，却是满满的“正乾特色”。
徐泽此举绝非离间宋夏两国联手的阴谋，而是借征伐夏国攻略赵宋人心的阳谋。
陕地本就是番汉杂居，又与夏国交战百年，民风早已迥异于其他各路。
简单点说，就是上下军民畏威而不怀德。
徐泽要想动员秦凤三路宋军配合同军伐夏，或者说不要在同军伐夏的关键时刻给大同捣乱，就必须以西军能够听懂的语言与其交流。
战力傲世大宋禁军的陕西诸路宋军能够听懂的语言，自然不是什么檄文和释放战俘的诚意，而是又大又硬的拳头！
而去年底同军受挫于凤翔府和泾州后，就暂停了对秦凤路进攻的事实，很容易给部分头脑不清者造成“同军不过如此”的误判。
因而，早在发布《伐夏檄文》之前，同军第三军就加大了延宋、夏边境地区的信息遮蔽，并与两国爆发过多次斥候战，以展示同军的真正实力。
曲端虽然持才傲物，却清楚去年泾州之战本方能够守得住的真正原因：同军只是以部分降军试探秦凤路宋军的实力，并没有真正发力。
其人老于行伍，经验丰富，仅从宋军今年越打越怂的斥候战结果，就能做出同军真实战力如何的准确判断。
毫无疑问，仅靠秦凤三路的力量，即便在同军伐夏后路相对空虚的情况下攻入永兴军路，也只能是撞个头破血流的结局。
大同帝国不仅在灭宋的同时征伐夏国，还广发檄文，堂而皇之地告知自己的行动企图，让百年来只能跟夏人不断拉锯的西军眼睁睁地看着同军为自己“一雪百年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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