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帝国和新宋政权实际并没有签订任何旨在停战的合约，但在同军第六军全取两浙路之后，便停止了继续攻城掠地，互为仇敌的两国由此休战数月之久。
虚假的和平表象下面，隐藏的是双方都在抓紧点滴时间，凝聚或压榨内部力量，以应对下一次的正面对决。
处于战区的两国百姓能清醒感觉到战争的脚步从未远去，只是更加沉重而已。
赵构在与黄潜善、张浚等大臣反复分析正乾皇帝的用兵习惯后，得出了两国战火再起的时间应该在冬春之交农闲时节的结论。
留给新宋政权的备战时间并不多，每一天都格外珍贵，每多准备一个月都能多一分底气。
但时间进入到新宋建炎元年的九月上旬，一场意外的兵变打破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沉闷，让本该几个月后才开启的大战有了提前来临的风险。
实际上，早在大宋王朝屡战屡败颓势尽显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掌控。
各地兵变、民乱四起，一州之力就能平定的小规模动乱就不用说了，调动数州甚至一路力量都不能平息的大乱每年就有好几起。
福建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兵变，去年下半年就曾发生过一次。
而且，规模还相当大，必须朝廷出兵才能平定。
彼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大同即将再次伐宋。
为了稳住本国后方，大宋渊圣皇帝赵桓急调制置使刘韐入闽平乱。
结果，刘制置使行动迟缓，错过了之后的两国大战，直至临安城被攻破大宋都灭亡了，其人才堪堪平定福建的动乱。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行动迟缓也有迟缓的好处。
至少，等到新宋朝廷建立后，偏远的福建路便有一支经过平乱战火考验的可战之兵，可以用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复杂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当大同第四军、第五军兵分数路，高歌猛进，接连拿下京西和淮南四路时，在江南明州潜伏了数年之久的关胜也没闲着。
其人兵出越州，攻取杭州后，继续挥军北上，接连攻陷秀、苏两州，展现出将要全取两浙路的决心。
为防范同军突破两浙并继续席卷整个江南，赵构急调从两淮退下来的折彦质等人进军常州，以期阻挡关胜西进的步伐。
同时，其人又命福建路兵马北上，进驻两浙路南部的处、温两州，做出威胁同军后路之态，以牵制关胜的行动。
关胜腹背受敌，又考虑到攻下容易治理难的客观形势，乃决定暂缓扩张的步伐，转而集中精力消化已占领区。
直到兵部增援的两个师到达苏、杭两州，其人这才对常州展开进攻。
彼时，折彦质收拢的兵马已经有数万之众，主干却是从淮南两路退下来的溃兵。
其部战后休整的时间严重不足，就被再次拉上战场，士气极度低下。
靠这样的军队防守要害，一旦防线上某个点被攻破，很有可能形成雪崩式的溃败。
由此，折彦质也不敢与同军硬碰。
眼见同军大规模西进，其人立即放弃常州，退入江南东路的江宁府固守。
关胜紧随其后，轻取常、润两州，大同帝国的版图在长江下游终于连成了一片，进退更加从容。
关胜一面亲自率军驻守润州，以继续压制折彦质部宋军。
一面命鲁智深、王英、朱言等人分兵攻取两浙路剩余州县。
福建兵马由威胁敌后的轻松伙计，变成了孤军深入即将硬撼同军的艰苦战斗，自然是赶紧撒丫子跑路。
其部仓惶退到建州境内，犹自提心吊胆，生怕同军跨境来报复。
幸好，即位不久的小赵官家听取了枢密使汪伯彦的意见，遣使入同寻求政治支持，而关胜在全取两浙路后也停止扩张开始消化占领区。
同宋两国不和而和，福建路宋军应战未战，算是比较顺利的局面。
可问题就出在这次劳而无功的进军上。
按照大宋王朝的旧规矩，军队就算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仗，但担惊受怕一场，朝廷也应该及时开出“御甲钱”犒赏为国受到惊吓的军士。
新宋朝廷初创，财政上极度拮据，逼得小赵官家都开始拆神霄宫里自家老子长生大帝君的神像换钱了，哪里还拿得出“御甲钱”来劳军？
国家窘迫至此，真正提着脑袋和同军拼过命的淮南、京西等地兵马都还欠着“御甲钱”呢，朝廷怎么可能给全程未发一矢的福建军卒发这个钱？
皇帝有皇帝的难处，丘八也有丘八的原则。
世上可有要人卖命却不发钱的道理？
朝廷给不出这个钱，那就由建州官府出，不给咱就闹！
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事张动担心搞出大事，只能亲自出面劝慰军卒。
可惜，其人低声下气好话说尽，丘八们就是任死理——爷爷们眼皮浅，就是要现钱，其他的都不好使！
福建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鄙之所，税收在江南诸路中处于垫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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