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地之前就被共建会渗透得相当厉害，大战开始后，同军兵分三路攻城拔寨，对各地的军事扫荡相对来说也最彻底。
随着共建会基层组织搭建，并完成比较深入的重新编户后，赵宋遗留下来的匪盗、溃兵便再难在几乎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躲藏的淮南地区立足。
第一阶段初见成效后，大同淮南巡抚使司再接再厉，开始推行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此举却遭到了真、扬等繁华州县的守旧势力强烈抵制。
只是，大同帝国如今消化新占领区的政策和经验已经非常丰富，只要不是盲目扩张，配套力量也能及时到位，绝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抵抗挡住步伐。
在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这些螳臂当车者仅仅掀起了一点小小的浪花，就被大同帝国的专政铁拳砸得粉碎。
而在两浙路，第六军关胜部的进展也不太顺利。
兵部虽然早就给了关胜第六军的编制，但其部驻守在距离本土千里之外的飞地明州，补给不便，实际员额很少。
直到第二次讨宋之战前，第六军仅落实了两个师加一个营的兵额。
其实，以这些兵力击败孱弱混乱的两浙各地宋军，基本没有难度。
但同宋两国当治政基础相差天壤，要想在战后切实掌控全路两府十二州七十九县，并挡住宋军随后的反扑，仅靠这点人显然不够。
方腊之乱后，不仅宋廷明显加强了对两浙路的控制，其地士绅阶层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也加紧了对底层泥腿子的经济和思想管控。
特别是将造反起家的徐泽和前些年杀人如麻的方腊相提并论，对没有亲眼见识过同军行事的底层百姓来说迷惑性极大。
除了深受同军影响的明、越、杭、秀四州外，其余各地要想再建一套基层组织并彻底消化，同军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去。
这也是第二次讨宋之战进入尾声时，徐泽命兵部增援第六军两个师的主要原因。
不过，既然早些年借方腊之乱播下了火种，自然不会真的被反动势力彻底扑灭。
当鲁智深率军攻入睦洲后，徽州（即原歙州，方腊之乱平定后改此名）本已销声匿迹数年的方腊残党庞万春部再次举旗，迅速攻陷绩溪、歙县、休宁等县。
随即，其人又主动迎接同军入境，并自愿接受整编。
总体来说，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两浙路的反动势力虽然顽固且极其狡猾，善于忽悠底层百姓。
但只要大同的社会基层组织顺利铺开，让饱受压迫的底层百姓看到大同完全不是赵宋官府宣扬的那样后，他们反而会在很短时间内转化为最坚定的支持者。
相对而言，只在几个关键节点爆发有限战斗的京西两路情况反而要复杂得多。
不管是赵宋守旧势力的总巢穴河南府，还是地处深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的金、均、房等州，都是大同短期内难以消化的硬骨头。
不过，正乾皇帝最重积累，且正当壮年，有足够的耐心打天下，更有耐心治天下。
其人给新任京西南、北路巡抚使龚孝序的指示便是基础建设优先，五年之内逐步完成治下社会改革，勿需急躁。
大同的国政向来是对事不对人，只要切实掌握了社会底层，再从决定一切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入手，就能以堂堂之政碾压一切魑魅魍魉。
其实，最先提出以数年时间逐步消化京西两路的大臣，正是龚孝序本人。
其人无论资历还是威望，皆是少数排在赵遹之后的大臣，有望冲击首任内阁总理之职，因而前段时间非常活跃，频频上书，所献治国之策也颇得帝心。
于是，正乾皇帝便委其以京西两路巡抚使的重任。
龚孝序求仁得仁，再次获得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也终于从差点冲昏头脑的宰相梦中醒了过来——皇帝陛下根本没有彻底放权的打算。
尽管大同帝国内阁的编制这几年一直在稳步扩大，分管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却依然摆脱不了其是秘书机构的性质，离真正的执政机构还差得很远。
而从皇帝对自己和宗泽、张叔夜等人的调整来看，“内阁总理”一职怕是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只能是功勋文臣逝世后的追赠，而非在世时的实授。
龚巡抚甚至有种直觉，就算很多年后内阁总理之职改为实授，恐怕也不是汉唐那种大权在握就敢公开要求皇帝“垂拱而治”的真宰相。
因为，当绝大部分人的眼光都盯在热门的内阁上时，大同建国后才成立的冷门机构共建总会却已经开始有效运转了。
皇帝陛下频繁行幸治下，除了关注各地民生和文武官员履职情况外，还经常实地了解共建总会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
不仅如此，皇帝还有很多超乎常人想象的精妙操作。
比如，去年皇帝就改组了宣部之下的邸报系统为新机构“新闻署”，并开始发行《大同旬报》。
顾名思义，《大同旬报》每旬一发，有内刊和公众版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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