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面临的窘境毕竟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相较而言，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决内患的同时，也没忘了应对外患。
四月十八日，应众臣反复上书之请，赵桓下诏加种师道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命其招抚蠢蠢欲动的钟相。
四月二十八日，诏有告奸人妄言同军复至以恐动居民者，赏之。
同宋两国刚刚发生的大战中，不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军望风而逃，还有不少上户人家闻同军至而弃家奔走。
甚至在同军退兵后，临安城中还两次因同军复至谣言导致城中居民争相逃亡。
大宋军民惧同入骨由此可见一斑，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监察御史、在外监司、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每人举二员。
四月二十九日，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众所推服、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
显然，宋军惧同皆不敢战，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
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看能不能“众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有司以名闻，推恩有差。
四日后，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并禁以金银做饰物。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国家财赋日窘，已经没人能开源了，节流也有限度，怎么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既无足食，也无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这两道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或军队与地方豪强相勾结等问题，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
以保信军节度使刘敷、武成军节度使刘敏、向德军节度使张矰、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
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确有战绩的将领外，其余大半皆无从军经历，而且都是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钱景臻，便是吴越忠懿王钱俶第七子钱惟演孙，钱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战绩”便是尚仁宗之女鲁国公主。
此举如其说朝廷任用重将，还不如说是天子作出的与众权贵共生死的姿态。
五月二十七日，诏天下举习武艺、兵书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
典型的国难思良将，或者说口渴得快死了才盼着挖井。
至于结果，肯定是有一点结果的，但也只有一点而已，出现的问题却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军叛乱，知州李延俊死于乱兵之手，朝廷急命刘颔讨平之。
半个月后，因围困光州李成的胜捷军军纪混乱，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斩杀御下不严的统制官焦安节以振军纪，却不能抚其众。
众军卒又听闻一手组建胜捷军的童贯刚刚被朝廷诛杀而大恐，军将李福趁机蛊惑部众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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