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乾皇帝特意派遣自己最信任的孙石到东平府秘密召见孔端操，当然不可能让其人白跑一趟。
孔端操学着当日孙石的样子，以手指蘸上茶水，在桌上写下了五个字：
“孔子改制考”！
这五字似是欲要跃出桌面择人而噬的上古凶兽，让孔端友不敢正视。
其人甚至连大同帝国需要孔子改什么“制”，又从何处“考”都没有询问，便以“我需静静”为由，将胞弟赶出了书房，留下自己单独思考这个要命的问题。
呆坐良久，直到桌上的字迹因茶水挥发完全淡去，已经看不到半点痕迹，孔端友才稍稍理清了头绪。
孔子因儒学而尊，孔氏又因孔子而贵。
春秋战国大争之世，儒家能在百家之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显学，孔子功不可没。
但若是没有董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促使汉武帝将儒学确定为大汉帝国的正统思想，孔子在儒学上的造诣再高，也只能是一门一派的集大成者。
便如墨翟相对于墨、老聃相对于道、韩非相对于法，无论他们生前多么辉煌，死后都要面临学术居于旁末，后裔泯然众人的结局。
儒家表面复古，内核却是疑古。
千百年来，儒学多次大发展都是以古为名，借古论今，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
从这点意义上讲，孔子虽被众儒生尊为儒家圣人，但儒学这些年的发展成就却不属于孔子独有，更不可能属于其后裔私有。
谁要是当真了，谁就是读书读坏了脑子的真傻子。
正因为如此，造反起家的正乾皇帝虽然多有惊世骇俗之言，却从没有攻击孔子的地位，也没有否定儒家的贡献，而是循循诱导儒生们走上歪路。
以其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来看，“孔子改制考”肯定借孔子之名重塑儒学的根。
最终有多大的效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
因尊孔尊儒而富贵千年的孔氏子孙，如今却要借先祖之名伪称改制，可见“格儒”之道势不可当，就连孔氏子孙也要急着改换门庭。
孔端友敢肯定，孔氏一旦这样做了，就是自绝于天下旧儒。
从此之后，孔氏子孙便只能在伪学“格儒”这条道走到黑，再没有回头路。
当然，有了这份“投名状”，孔氏肯定能换来大同帝国的礼遇。
孔端友毫不怀疑正乾皇帝有改天换地的决心和能力，只要大同帝国日后一统天下，孔氏凭借这份“投名状”，至少一两百年内不用担心家族的命运。
可万一正乾皇帝的大业半道而殂，大宋中兴，天下再次回归旧秩序，卖祖附逆的孔氏又该何去何从？
孔端友的见识并不比平常人差上分毫，但生而富贵，数十年来都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终究少了一份“光棍劲”。
枯坐至晚饭时分，其人还是无法作出抉择，饭也没心情吃了，径直前往从父孔传的宅院，与其商议至半夜方回，又召孔端操密议。
次日大早，孔端友不顾疲乏，遣人通知各族老，下午召开孔氏宗族大会。
孔氏宗族大会召开的时机非常突兀，议题更是惊人。
会议一开始，衍圣公便宣布其人决意奉天子诏，带族人南迁。
历经千年的繁衍，孔氏族人早已遍及整个仙源县的社会各阶层，就连孔府内的异姓仆人，实际上也是之前改姓的孔氏子孙。
不用专门调查就能知道，出了五服的孔氏族人绝大部分已经沦为了底层贫民。
所谓“带族人南迁”，自不可能包括他们。
甚至，在共建会已经初步掌控仙源县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安稳生活，这些人不仅不会走，还有极大可能会阻止孔氏嫡脉出逃。
这也是孔端友定下决心后就急着开会的原因——再不走就真有可能走不脱了。
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不仅是事实上与嫡脉成了两个世界的孔氏下层不愿意走，上层也有很多人无法理解衍圣公的举动。
大同帝国事实控制了袭庆府后，确实没有礼遇孔氏的积极行动，但也没有特别针对。
只是先压一压孔氏的傲气再册封，不是常规操作么？
本地共建会的行动如其说是来自大同帝国的恶意，还不如说是孔氏内部本身的矛盾。
仙源县本就不是什么人间乐土，宗法之下孔氏子孙也分三六九等，照样有各种无法回避的尖锐社会矛盾。
有没有大同帝国和共建会组织，这些矛盾都一直客观存在。
以前也有人闹过，只不过以往是以宗法处理内部问题，现在变成了共建会协调处置而已。
但千年来的宗法惯性哪是那么容易去除的？
在孔氏子孙遍及仙源县的情况下，构成各村共建会的执委要么是孔氏近支族人，要么是远支族人，要么是各种亲戚，谁都改变不了这种事实。
那些底层泥腿子们就算有大同帝国撑腰，也不敢闹得太过分。
仙源县这片土地外人依然难以插手进来，不管前朝大唐、本朝大宋，还是将来归于大同，仍是孔氏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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