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大宋四路大军北援太原府尽皆大败，面对同军的进攻各地守军一触即溃。
李成等少数敢于逆势而为者的功劳便被衬托得格外亮眼，在之后的军队扩编中，其人便再次积功升为指挥使。
之后，为了平息敌国皇帝的怒火，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在朝廷的逼迫下大开杀戒，狠狠惩治了一批官员。
由此，又导致河东路文武与朝廷离心离德，河东宣抚司政令难出隆德府。
王安中自不是傻子，当然要想办法改变这种无人可用的被动局面，其人乃以鼓舞军心士气为由，陆续提拔了一批忠于朝廷的义士。
多有战功的李成便赶上了这趟官员提拔的快车，被王安中推荐任命为知襄垣县事，并统管本县驻守的四营士兵，担负守御隆德府北大门的重任。
这种晋升速度和提拔路线，在承平年代的大宋绝无可能。
但在随时都会沦为敌境，一线文武官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脑袋的河东路，却不值得大惊小怪。
李知县也以实际行动回报了宣抚使相公的知遇之恩，事事争先，一心只为朝廷，其人的这种表现自然在人心向同的河东路官场显得格外扎眼。
宣抚使司征召令发出后，忠于王命的李知县便亲自带人下乡，逐村逐户催促，结果整个河东南路河东南路就襄垣县聚齐了兵马。
其人的这份功劳也被巡视地面的宣抚使王安中发现，并再次受到了表彰。
王宣抚动用了天子授予的便宜之权，迁知襄垣县事李成知隆德府治所上党县。
王安中在这个时候由上党经过潞县进入襄垣县视察，自然不可能是巧合。
大同正乾皇帝突然出巡太原府，人心已散的大宋河东路各州县争相通敌，以至于各地红布脱销，全部被上户买走偷偷制作红旗，就等着箪食壶浆喜迎王师南下了。
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时刻蹦着神经，就担心哪天被乱兵砍了脑袋，当然也注意到了治下这种诡异的形势。
举目皆敌，即便待在自己的官衙中，王宣抚也担心自己会随时人头不保。
其人匆匆赶到襄垣县“视察”，其实是个幌子，本意就是专程来寻李成。
只有在这个自己亲自提拔的骁将营中，王安中才能赶到些许安全。
带李成回到上党县后，宣抚使再度升了李知县的官，任命其人兼河东路第四将正将，并接掌城中大半禁军。
大宋通常以知州兼任禁军正将，李成这种两年前还是弓手的知县却一朝成为手握重兵的正将，自然不合朝廷制度。
同军即将南下，掌握在手中的兵马就如同上户偷偷制作的红旗一样，关键时刻是可以用来证明自己对大同王师忠诚的。
这个时候，谁敢交出兵权，就等于将自己的性命交到他人手中，王宣抚的任命毫无意外受到了隆德府文武众官的抵制。
但不管是进一步，保住河东路不失，至少也要保住隆德府，还是退一步，万不得已时平安撤回京畿，首先都得先抓住兵权。
王安中也没有了退路，哪里敢将自己的性命交给居心叵测的麾下武将手中？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担心夜长梦多，王安中准备来硬的，直接击鼓聚将，然后命李成带兵杀死不愿交出兵权的众军官，再整合城中兵马。
但整个河东都被渗透成了筛子的情况下，隆德府自不可能置身事外。
聚将鼓响后，隆德府众将不仅没有老实赶到大帐报到，反而恶向胆边生，直接鼓动麾下军士作乱。
隆德府兵变，叛军各部最先的目标是帅营，但李成骁勇难当，硬是护送着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直奔南面的泽州而去。
失去了攻击目标，叛军各部因高度紧张且相互缺乏信任，又混战成一团。
这种没有任何收益的自相残杀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各部军官的呵斥下脱离了接触。
有头脑清醒的军官将自己的兵士带回营中严加看管。
但人在高度紧张之下，欲望和恶念会被放大，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到了这个时候还听从他人的约束。
有人趁着混乱以暗箭射杀自己仇恨的上官和同袍，很快又演变成自相残杀和逃散。
叛军的建制一旦崩溃，叛军士卒就更加没有人能约束了。
很快，就有杀红了眼的叛军士卒将眼光投向了城中的上户富贾。
这些丘八们眼里只有钱财、欲望和杀戮，可不管你手持什么红旗还是黄旗；
意识到城中再没有能够保障自己和家人性命的力量后，上户们也急了眼，一面急忙派人北上求援，一面也只能禁闭院门，组织家丁护院奋起反抗了。
入夜后，夜幕、鲜血、哭喊再次放大了人心中的罪恶。
面对久攻不克的高宅深院，恼怒的叛军士卒开始纵火……
直到威胜军守引同军南下，持续了三日的隆德府动乱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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