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佞幸与寒门》与《论“虞晃案”》二文在论述历史问题的同时，也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在《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对秦穆宗的统治进行了评价，作者认为，“秦穆宗似乎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全然昏庸之主”，他起初试图抑制门阀而加强皇权，奈何“历史的进程往往并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穆宗的努力最终不得不随着朱詹、杨运的下台而付诸东流了”，于是，“东秦王朝本就不那么强劲的脉搏”便与秦穆宗的“雄心”一同日损了。[张仕一：《佞幸与寒门：东秦光宗与穆宗时期对门阀势力的抑制——兼谈穆宗与东秦王朝》，2023年8月。]在《论“虞晃案”——兼谈朱詹》一文末尾的“余论”中，作者则对朱詹跌宕起伏的人生作了一个回顾，并在最后指出他以为，朱詹那句“欲展鲲鹏，而长天为燕雀所据，不有我之可翔也”，“未必是觉得以自己的能力难以与这些‘燕雀’争夺‘长天’，而是在他看来：‘这天下的燕雀如此之多，添我一个鲲鹏，又于天下何加焉？’”[张仕一：《论“虞晃案”——兼谈朱詹》，2023年9月。]
二、“性别研究”
史学界的“性别研究”作为当下史学界的一个相对较新颖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各个方向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妇女/性别史可谓“显学”。[李志生：《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为何略显沉寂？》，《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东秦史与《前秦书》学者也不例外地对东秦相关的性别史研究给予了相当程度上的关注，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东秦史与《前秦书》的“性别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沈三川的《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与同氏的《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
其中，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一文，主要通过对《前秦书》的《后妃类》与《列女类》两篇文献的分析与考察，对相关人物进行了分类，从而对《前秦书》作者杨聆的妇女观进行了论述、总结与评价，指出“总得来说，杨聆在其所处的时代能够初步的形成妇女观，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观念仍然是具有局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义，匪惟丈夫：从〈前秦书?列女类〉与〈前秦书?前秦后妃类〉看杨聆之妇女观》，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一文，则抓住梁氏之死这一事件，对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这一看似是‘私门内事’的事件，却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政治因素，若无光宗在其中的推动，梁氏或许不会走到如此惨烈的结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门内事”与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历史书写”
历史学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这是其诸多史学贡献与见解之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蒋大椿：《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析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页。]尽管这一观点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其积极作用与相当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对史料的研究和处理是至为关键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书写而后留下来的，其中存在着诸多的加工环节，这将极大地影响着后人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因此，对现存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便显得十分重要。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关《前秦书》与其他东秦史相关史料的“历史书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与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
其中，张仕一的《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一文，主要以对《前秦书·王平传》相关记载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相关记载的对比为中心，从史料取舍角度，探讨了杨聆在历史书写中体现出的“反神怪思想”，认为从总体上看，“杨聆对历史材料的取舍基本保持着“反神怪”的原则，体现了杨聆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2022年7月。]张仕一的《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一文，则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中有关光宗、晋王、宋王等东秦中兴君臣的记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其差别，指出：“在《前秦书》的编纂过程中，杨聆对《东都世言》中有关中兴君臣的一些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弃。通过对原始史料的这些有意识的取舍，杨聆在《前秦书》中将光宗、晋王、宋王等中兴君臣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尽量进行了掩盖，从而尽力塑造出了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杨聆的这些努力，一方面，应当是希望通过塑造中兴君臣之间的和睦景象，从而塑造出光宗、晋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应当也是希望通过历史书写，促使其所在时代（西秦）的臣僚能够忠君事上、和谐相处。”[张仕一：《制造和睦：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对中兴君臣关系的塑造——以〈前秦书〉与〈东都世言〉比较为研究对象》，2023年7月。]
结语：回顾与展望
综上可见，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在“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三个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取得了一些可喜可贺的成果。但是，必须承认，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如对政治事件与政治斗争的探讨往往留存在其事件或斗争本身，未能深入分析其制度框架与矛盾根源；对性别史的研究缺乏对个体生命史的关注；对历史书写的分析大多流于表面化……同时，目前学界对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除“政治斗争”、“性别研究”与“历史书写”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十分薄弱。总之，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学界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期待相关人士能够再接再厉，推动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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