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里污泥浊水一般，老子才懒得在那里跟那群东西鬼扯！反正早晚都要打仗，靠着狗屁的道德文章能够把李自成从北京城里赶走吗？”李守汉很是不忿的白了一眼。
李丽珍浅笑了一下，她也清楚，自己的这个男人也是被眼下南京城里吵成一团的所谓“立亲”、“立贤”之争搞得头昏脑涨，同时，又是不齿与那些表面上道德文章肚子里男盗女娼的东林先生们为伍，索性便出城来散散心。
所谓的立亲与立贤之争，其实也就是皇位属于那一派的斗争。
不久前，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京，聚集在留都南京一带的明朝官员勋贵们顿时乱成一团。为了收拾这无主的半壁江山同北方的大顺军对抗，他们面临着一个迅速解决明王朝的继承大统问题。由于眼下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因为被俘或是下落不明而无法承袭帝位，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
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被大臣们纳入视线作为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他和崇祯皇帝同属神宗皇帝的孙子。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皇帝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此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或在四川，或在广西。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而且从礼法制度上，也断然没有侄子死了立叔叔当皇帝的道理，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宗室的避难所，这些被李自成大军从封地赶出来的宗室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或者是“立亲派”与“立贤派”
留都南京的六部有司衙门大多在东林党的手中，加之复社声势浩大，声援东林，可以说南京是东林党的大本营。但是东林党早年在争国本时反对福王继承大统，所以对于朱由崧即位极为反对，朱由崧为朱常洵长子，身在南京附近的淮安，因此在崇祯太子及定、永二王无法至南京继位的情况下，福王本为第一顺位。然而东林党人却持相反意见，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主张立明神宗之侄潞王朱常淓。在血统上和礼法次序上潞王不占据优势地位，那么，东林的官员们就要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合法的依据了。
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縯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帐，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縯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史可法称福王“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其实，之所以东林为首的南京大臣们不愿意立朱由崧为帝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谓的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这个借口早在一千多年前霍光就已经用得烂了。
(刘贺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皇宫里就呆了二十七天居然干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荒唐的事情来，真不知道这个言之凿凿的数字霍光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历朝历代的政治斗争莫不如是。
其实，他要是真的那么荒唐的话，也不会被霍光废掉，反而会皇位坐得很稳当。被废掉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不荒唐。非但不荒唐，反而因为明白而招致了霍光的嫉恨。他即位之初，皇恩未施，根基未稳，翅膀未硬，便要展开对权力的角逐，与拥立他的权臣为敌，威胁权臣在朝中的既得利益，大批旧属得到破格提拔，“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资治通鉴》)，而且政由己出，“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按：交错;纷繁)，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彻底打破了自汉昭帝以来“政事一决于光”(《汉书》)的局面。
这如何能够让霍光容忍？于是，刘贺成了海昏侯。
“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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