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睡半醒中，我感觉到车好像放慢了速度，便努力地睁开了眼睛。边揉眼睛边问旁边的司机：“要到目的地了吗？”
“快了，指挥员同志，已经到普希金广场了，再过五分钟就能到达红场。”
我朝车窗外看了看，普希金的铜像就在竖立道路的左侧，这里看来已经进入戒严区域了，路的两边每隔几米就站着一名武装人员，从制服上看，除了卫戍部队的战士，警察、交警，甚至还有工人纠察队的，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钉子一般地站在路边。
“指挥员同志，”司机又开口轻声地说话了。
“什么事？”我看着他问道。
“您的衣服该换换了，我看别人都穿的是土黄色的短皮大衣，只有您一个人是穿着白色的伪装服。”
听司机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这身伪装服的确该换了，脏得真够可以的，血迹和泥污把衣服染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况且车站那里缺水，想洗衣服也没有那个条件，所以我就一直穿着这身脏衣服。不过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我里面还穿着一套土黄色的短皮大衣呢，于是我先小心翼翼地把旁边的克罗奇科夫的头，从我的肩头移动了窗玻璃上，然后开始解皮带脱外衣。
把外面的衣服脱掉后，虽然在车子里，但还是感到了一丝的寒意。我把勋章从伪装服上卸下来，仔细地别在了短皮大衣上。然后再系上皮带，挎上了公文包。刚做完这一切，车已经开到了目的地，稳稳地停在了古姆大商场旁。
我推了推身边的克罗奇科夫，说：“喂，快醒醒，指导员同志，到地方了。”
原本还在呼呼大睡的克罗奇科夫，听到说到地方了，立即睁开了双眼，兴奋地说：“到红场了？！”说完推开车门就跳了下去。
我问司机：“待会儿还是您送我们回去吗？”
“当然，我现在把车开到莫斯科河边等你们。检阅一结束，您就可以带着部队重新登车回前线去。”他说到这里，看了看我放在膝盖上的伪装服和冲锋枪，主动提议说：“这衣服和冲锋枪，您可以放在车上，反正待会你还要坐车回去的。”
“谢谢您！”我说着，把衣服和冲锋枪搁在了座位上，也从打开的车门跳下去。
“指导员同志，您瞧瞧，您这像什么样子，赶快把队伍集合好，到广场上去。”我一下车，正好看见一个佩戴中校领章的军官在训克罗奇科夫。
“出了什么事？”我好奇地边问边朝他们走了过去。
“还能有什么事情？！这位指挥员一下车，就站在这里伸懒腰，也不知道把队伍集合起来赶快去站队……”那军官说着话向我转过身来，看到我站在他的面前，话只说了一半便停了下来。
“您好啊！中校同志，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您，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我一眼就认出了我面前站着的这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差点和我一起上刑场的别济科夫中校。
他握住我主动伸过去的手，使劲地摇了几下，激动地说：“奥夏宁娜中校，真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令人高兴了。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谢谢您的关心。……”
我俩正在客套叙旧的时候，克罗希科夫在旁边低声地提醒：“指挥员同志，我们是不是该整队进场了？”
听到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叙旧，便回答他说：“你先集合队伍，我马上就到。”看到克罗希科夫招呼着那些刚下车的战士们，大声地喊着：“都到这边来，整队！”趁这个机会，我低声地问别济科夫：“刚才是怎么回事？我下车时正好看见您在批评克罗希科夫指导员。”
“没啥大事。就是他下车后，不集合队伍，还站在那里伸懒觉，有损军人的形象，以后叫他注意点就是了。”他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又和我握了一下手，转身继续去进行他的工作。我在莫斯科待了许多年，知道在公共场合伸懒腰、打喷嚏之类的，都会遭人白眼和反感，所以刚才别济科夫那样对克罗希科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参加检阅的队伍，都整齐地排列在红场东面的古姆大商场前，面向着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而我们的队伍则在整个队伍的最北面。我们对面站着的，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他们沿着红场的西侧，背对着列宁墓拉了一条警戒线。列宁墓左右两侧的观礼台上坐满了人，都是些党政要员，因为隔得远，我不清楚里面是否有我认识的人。
雪花从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不光把红场的地面染得雪白，就连战士们的双肩和后背上也变成了白茫茫地一片。
当钟楼上的钟声开始敲响的时候，穿着灰色大衣戴着帽子的斯大林，在一群重量级人物的陪同下，缓缓走上了列宁墓上的讲台。钟声敲完第九下，宫墙下的军乐队便吹响了号角。
号角刚一结束，斯大林那熟悉的声音，便通过安放在古姆大商场墙壁的喇叭传了出来：“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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