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和柳曼回到南京后不到半年，淞沪战役即已打响。
而在这半年中，他们主要是为李三古堆盗墓案与寿县县长唐明友、县警察署署长陈布林对薄公堂。在人证物证面前，唐、陈百口难辩，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可是正当柯岩、柳曼为在声张正义方面有些作为而感到高兴的时候，日本人的铁蹄将他们的这种心情碾得粉碎。
他们被马上动员起来，投入到共赴国难的潮流中去。
当上海战斗正酣时，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都对南京城狂轰滥炸。这个时候，柯岩他们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市民们防空。
后来，他们又奉令组织民众开始修筑南京的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为保卫首都作准备。
他们吃住在阵地上，饿了，就吃一点由城内送来的饭团充饥；渴了，就寻河流喝一顿水；困了，就在阵地上眯一会儿眼。
淞沪战役末期，最高统帅部已经在为保卫南京作准备了。
根据后人对南京保卫战时期的研究资料，穿越前的柯岩就了解到南京保卫战时的警察们的战斗生活情况。
保卫战前夕，南京的警察系统由内政部警政司、中央警官学校和首都警察厅组成，号称南京警界的“三驾马车”。
这“三驾马车”由蒋介石本人直接指挥，主官由老蒋亲点批准，各级警官由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和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学生担任，其中一些为蒋的侍从亲信，一些为中统、军统的特工人员。南京警察系统人员精练，素质相对较高。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警察系统进入战备状态，多次破获日军间谍案、侦破不少大案要案。
比如抗战初期，南京政府内部最高层发生了一起重大间谍案――黄浚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人，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一些极力主张侵华的日本人，回国后曾在BJ军阀政府中任职。
他熟悉政坛史事，能诗会文，又善于吹牛拍马，很得上司梁鸿志的赏识。
BJ政府后，他随风转舵，又混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并得到院长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
1937年夏，他的儿子黄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他通过各种关系，将黄晟安排在外交部工作。
这父子俩臭味相投，一起与日本特务机关挂上了钩。他们利用职务方便，拉拢一部分人，组成了以他们父子为首的卖国小团体，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日谍首脑须磨的指使下，大肆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等情报。
他们相继制造了江阴要塞泄密案、冯玉祥、张治中屡遭空袭案等大案。
在战争全面爆发前期，南京警察系统对城内所有交通工具进行了登记管制，以作为战时之用，并协助南京守备部队训练新军。
他们还组建战地服务团，抽调警察到参与军工企业生产，派遣警官护送国宝转运等工作。
从1937年8月15日起，淞沪会战最激烈的时候，日军派出大量飞机轰炸南京，日军空袭南京达160余次，城内大量民房被毁，居民大量被炸身亡。
南京警察奔走各处积极参与了城内的防空工作，将商业区密集区人口疏散进防空洞等工作。
在淞沪会战期间，未雨绸缪的南京警察系统便开始组织民工在紫金山、雨花台、淳化、中华门一带挖掘壕沟，修建工事，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日军侵略。
1937年11月26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园对南京警察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求警察们“维持后方治安，保护全市民众，协助军队，坚守勿屈”。
按照当时的作战防御，南京内城最后一道防御就有警察总队、宪兵部队承担。由于警备司令、防空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因病滞留武汉不回，城内警察指挥由副司令萧山令少将负责。
穿越后的柯岩亲身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对当时的生活感同身受。
这一天，柯岩走进了首都警察厅长王庭桢的办公室。
王庭桢因为年事已高，且身体体弱多病，蒋委员长劝他退居二线，给萧山令当当副手。可王庭桢是个坐不住的人，他虽然只当副手，但依然忘我工作。
王厅长首先表扬了柯岩和应急科在战争爆发后所作出的努力，勉励他们继续工作。
柯岩知道王厅长是个不轻易表扬人的人，知道他有事，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厅座，有什么任务就下命令吧，应急科全体保证全力以赴！”
“很好！”王庭桢就喜欢柯岩的这种干练的作风。
他笑着说，“小柯，据可靠情报，日军为了窃取南京城内的布防情况，多次派遣特工进入南京城，但均被我们破获。他们贼心不死，最近又派遣了一支代号叫‘影子’的特务队潜进了南京。你和柳曼就带着应急科专门侦破此案，并将他们一网打尽。”
“影子队？”柯岩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字，所以重复着。
“对，影子队。”王庭桢说，“据有的情报渠道汇来的情况，这支‘影子队’早几年就为日本关东军特高课所派遣。可他们的任务一直无从知晓。这次关东军特高课派他们遣入南京，是因为以前他们派遣的几个特务队都被我们侦破，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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