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干掉儿子的任务交给了下面的人。供常凯申驱使的“后备人员”中，不仅有二十年代他开始工作时接识的一批早期警局里的老朋友，而且还有三名刑事律师搞突然袭击的专家里。通过警局第四处，他领导着这批专业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对付狱中的被捕者和监外的假释人员，并向安全总署报告正在隐发中的特大犯罪活动。
那孩子是在离苏州河还远的地方被杀害的，这样做就可以向外报导，说小常凯申在为伟大的事业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英勇牺牲了。
(后来秘密警察区分所所长在河边被杀，这是特务做的手脚。那个打书面报告的人及其三位密友也被特工搞掉了，后者被杀是因为有关儿子胡来的消息有可能泄露给他们，当时正在住院的司机的同桌，是在出院后被他的副官干掉的。)
“如果一个孩子年过十五还不能成为你的朋友，”常凯申自语道，“如果他不能将自己的父亲时刻放在心上，那他就是个逆子。血缘问题让专家研究去吧。因为这个看来还缺少自卫心眼的小畜牲，我早晚得在牢房里悬梁自尽。根据新法律，等待着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是对我为之而生存的理想的背叛。假如詹国强得知此事，今天我就可能在地下室遭到拷打。如果上帝想惩罚人，他就会让他失去理智。惩罚那些人的是上帝，而不是我”
在“东方外军”情报局一座两层红砖楼房附近，常凯申下了车，然后对着一个塑料小盒朝司机点了点头：“孩子，吃吧，夹心面包，还有高级香肠和味道相当不坏的肥猪油，虽然是你喜欢的。我待的时间不会长，不必把车开进防空洞”
“好的，队长”
迎着常凯申，下属从桌边站了起来，答道。
常凯申微微一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个中尉什么的倒比较保险，根本不应该当分队长，您认为对吗？”
下属耸了耸肩：“您是位百分之二百的难分，所以您总想把生活中的一切现象都看成是一个按先后次序排列的公式。可是这个次序是不会有的，因为逻辑与情感一旦被分开，就会出现混乱。”
“我看不出二者有什么关系，”常凯申答道，在对面的圈椅上坐了下来。
“太过奖了。假如您能立即看出我的关系来，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顶多也只待在东线的掩蔽部里挨冻。”
“您犯不着把我当作您的主要敌人，”常凯申答道“您的敌人可比我强大得多，这一点您是明白的。然而您手中最可靠的王牌要算是熟悉日本的情况，而绝不是什么人事关系。来，还是快一点对我这个天真的乡巴佬解释一下您那个逻辑的奥秘吧”
“好吧，”队长也微笑丁一下“人的情感是天生的，而逻辑却是后天得到的。当这两个孤立的东西合二为一的事情才可能成功。而我们这几年在生活中却仿佛被劈成了两半：情感要我们这样做，可是逻辑服从指示与执行命令却总是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您同意吗？”
“当然”
“所以您，看您作为一位百分之二百的南方人，总是徒劳地想把两个不相容的东西兼蓄并容在一起，于是就陷入孕育着痛苦的非逻辑论了”
“第一，我是安徽人，所以不算是南方人。第二，我远不是经常都把我们现在这个不合情理的逻辑与情感截然分开的，看来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还能活着。但我至今弄不明白，您为何突然说起什么‘百分之二百的南方人呢？”
“因为您总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方法强加于对方不必争论了，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纯粹的江南人而是徐州的，这一点别人不会看不出来您考虑问题的方式是直线型的：一旦当了分队长或者将军，在敌人看来就是十足的凶手，而中尉至多不过是半个狗崽子罢了。
“对吗？”
“对”。
“您当然比我更痛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憎根您。至于我，共党方面的极度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金融家对我的事业所怀的那种贪婪的兴趣所补偿。”
“现在我算是完全明白啦。”常凯申吁了口气“您的结论是，作为一个将军，您还能设法卖身投靠，而象我这样一个老家伙，老常凯申，纵然变作一名中尉，也只有被枪毙的份了？”
“不，您根本不是什么汉奸，您是中国人，百分之二百的中国人，我很怜悯您。我和您，分队长，正是我们俩，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祖国的一部史料。我是一部反共党的史料，您是一部既反克里姆林官，又反唐宁街、白宫和爱丽舍宫的史料，枪杀我们是一种罪孽。”
“不，”常凯申摇了摇头，“不，队长；您把我和詹国强两人混为一谈了。正是因为您有这种想法，才促使我来找您的。你的上级拒不把您的‘绝密’的副本交给我们。这是为什么？”
“上级只不过是签字罢了，分队长，拒绝交出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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