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作为一个工人，想必是不会修改整个发展史的吧？或许您还是把你这些歪理学说的发展史上某些时期排斥在外了？具体说，把那段历史排斥在外了？”
“我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自然，在民族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屈辱。不过，据我看，华夏民族人作为一个民族之所以在近代衰落是因为他用手段代替了目的。
“我懂得您的意思了。当时被杀害的通常都是些叛徒。
富与贫同样都是暂时的。菩萨总是劝说人们和解，而所有的异端耶说却号召人们相互残杀。附带说一句，恶的思想通常都是异端学说所固有的特性，而反对用暴力去反对异端邪说，其目的正是为了不让暴力进入道德准则中去”
“完全正确。但是，在反对主张使用暴力的邪说时，工会不是也使用暴力了吗？”
“使用了，但是却没把它当成目的，而且也没有认为它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据我所知，在八九个世纪里一直使用暴力反对异端邪说，是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在八九百年这样长的时期内，为了根除暴力一直使用强制手段。而我们在1933年才掌握了政权。您又能要求我们做些什么呢？5年内我们消灭了失业现象，5年内我们使全体国人得到了温饱，不错，对持不同观点的人我们是采用了强制手段，而您却发表言论妨碍我们如果您坚决反对我们的制度，那么对您来说依靠物质力量不是比依靠精神力量更好些吗？比如说，您在工人中间组织一个反对国家的小组，搞些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散发传单，组织怠工，搞破坏，以及武装袭击政府要人等等。您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不，我决不走这条路，理由很简单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东西我认为，这条路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倘若我使用你们的方法去反对你们，那不由自主地我就和你们同流合污了”
“这么说，假如有一位年轻的工人来找您，他对您说；‘领导，我不赞同这个制度，我要起来反对它’”
“我不会阻拦他”
“他还对您说：‘我想杀死地方官’。但是这个地方官却有三个女孩：一个两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而且他的妻子又双腿瘫痪。您将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要向您询问这个人的情况，您什么也不告诉我吗？您不想救救三个女孩和那病妇的性命吗？或者您会帮助我？”
“不，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说，因为救了一些人的性命，不可避免地要毁掉其他一些人的性命。当前在这种惨无人道的斗争中任何一个积极的行动都只能引起新的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会人员为人处事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开残酷的斗争，决不站到刽子手一方。很遗憾，这是一条消极的做法，但是任何积极的做法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流血事件的增加”
“我确信，如果我们对您使用第三级审讯，那是很难受，很痛苦的您终归是会把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们的”
“您是想说，如果你们把我变成一头由于疼痛难忍而失去理智的畜牲，我就会干出你们需要的事来，是吗？可能我会干出来的。但是，那已经不是我了。既然这样，那您又何必要和我谈话呢？对我需要使用什么办法，您就请便吧您就把我当做一头畜牲或者一台机器来使用吧”
“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级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生活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生活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工会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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