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老党员反对汪未经的叛乱被平定之后，有人就这样议论开了：“詹国强不再是过去参加北伐的人了，他已成为总统他不再随便接待党内同志，党内的人也要在他的办公室依次排队等他接见…詹国强已完全沉溺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而不能自拔…”
一开始只是一些普通党员私下里议论议论而已。但是，1935年詹国强在南京市郊盖起一所华丽的公馆“詹公馆”，这时向汪未经本人告他状的已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员，而是党的头面人物周呼海和陈公博了。周呼海认为，詹国强还在以前那所宅评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腐化了。
“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逐渐变得胸无大志”周呼海这样说，“应当好好帮助詹国强，他对我们大家来说是太珍贵了”
于是汪未经亲自来到“詹公馆”，仔细视察了这所公馆之后，说：“你们不要去打扰詹国强。说到底，只有他一个人最懂得应当怎样接待那些外交官员。我们只当这里是一个接见外国客人的官邸算了。就这样吧，詹国强有功，应当得到这些。我们就认为“詹公馆”是属于人民的，只不过是他现在住在那里罢了”
zgq有时整天呆在这所豪华的公馆里，反复阅读尤利.魏恩和卡尔·梅依的作品（这是他最喜爱的两个作家）”有时白天他去打树上的麻雀，晚上在放映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可以一口气连续看上五部惊险影片，在影片放映过程中不断安慰请来的客人，说：“你们不要着急。结尾是很好的”
看完惊险影片后，他从公馆乘专列到上海去检查工作，然后去杭州监督，又去苏北拟定消***的计划
1940年4月，日本轰炸机空袭了苏北，苏北地区的很多村镇被夷为平地。轰炸后，詹国强向汪未经报告说共有三十多架日本参加空袭。然而，几天来累得精疲力尽、头发都变白了的日本飞行中队的长官罗赫逸夫却有凭有据地驳斥了詹国强的谎报。实情是：参加空袭的是八十架轰炸机，而日本的空军却十分无能，除了炸毁一些村镇，其他方面毫无作为。
汪未经目不转睛地盯着詹国强，一语不发，只见一种厌恶的神情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他怒气冲冲地大发雷霆：“‘三十多架飞机，一个人共党都没炸死’？”
他把脸一转，神经质地开口说道“这话是谁向全国宣告的？又是谁向党保证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读过几本专门讲冒险赌博的书，我清楚什么叫诈骗投机。国明政府可不是打牌赌博用的折叠方桌上的绿色呢面。
詹国强，你现在是饱食终日，穷奢极侈。在这战争年代里你却生活得和皇帝或者和那些中东的财阀一模一样，你开弓放箭射驯鹿，可飞机却开机关炮轰击一些乡巴佬毫无作用都没有，一个领袖的天职就是要代表国家的威严，伟大领袖应有的天赋就是谦虚朴实领袖的职业就要言行一致，说话兑现”
后来，从总统府私人医生的诊断结论中大家才知道，詹国强听了这顿训斥之后，回去就病倒了：高烧和神经病发作。
总之，就在1940年，詹国强这位“第二号人物”，汪未经的正式继承人，第一次遭到了这样污辱性的斥责，而且是当着手下工作人员的面。这件事很快就写进了文档的专案文件。第二天，警备司令唐虎竟然没征得汪未经的同意擅自下达指示：窍听元首最亲密的战友的一切电话内容。
实际上唐虎窃听汪未经的谈话已不是第一次，还在詹国强弟弟，詹国庆的丑闻被揭露后，他就组织过一星期的窃听。李丹当时是“施科达公司”所属各工厂的负责人，此人以保护蒙受冤屈的人而闻名。有一次他用哥哥的公文纸给76号的看守长写了一封信：“请立即释放王教授，因为没有什么重要的罪证”然后只签了一个姓：“詹国强”，没署名字。吓得魂不附体的集中营看守长同时释放了两个姓王的人，一个是教授，另一个是地下工作者。为了搭救弟弟，詹国强花了很大力气，他在汪先生面前把这件事说得像个引人人胜的笑话，从而使他的弟弟幸免于难。
尽管如此，汪未经仍然经常对丁末村说：“除了詹国强，谁也不能做我的继承人。因为，第一，他从不想搞任何独立政策；第二，他在民众中享有声望，第三，他是敌人报纸讽刺丑化的主要对象”
这就是汪未经对詹国强的看法和评价。不是别人，正是詹国强担负了夺取政权的全部实际工作，也正是他曾经十分真诚坦率地说过，请注意，不是对其他人说的，而是对他的妻子，不是对着录音器说给别人听的（当时他不相信自己的战友竟会窃听他的谈话），而是在夜间，躺在床上这样说过：
“活着的不是我，而是附在我身上的汪先生”
摘自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处长，高级总队长缪国明的党员鉴定：
“1938年参加国民党。浙江江山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善于交际，对同事平易近人。对民族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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