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变卖店铺，筹措经费，组建小团体参加活动中就能看出。在受到挫折后，继续开店自救，然后在经营状态好转时，用赚来的法币，继续开展救国行动。而且数次参与了国军正规军的行动，也组织了大量的爱国青年一起投身爱国行动中。
唯一可惜的是，在最终导致他那个团队被捕的行动前后，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鲁莽，而且极不严谨，一点特别工作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没有。
算起来他也是个军统的特工头目，只是军统对这些爱国青年的任用上，实在是只把他们当做一次性的炮灰。仿佛一次之后，每能多用一次，都是白白赚来的。
首先，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针对性培训，哪怕是一些基础也没有。材料里反应，也就是进行过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至于情报和特别任务方面的训练，或许只是口口相传，口头提点了几句。
而且不难看出，他被忽悠的比较惨。在自述材料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加入的是“蓝衣社”。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戴利之前组建的蓝衣社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其荒谬之处在于名称本身：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以对付伪政权和占领军的军统或忠义救国军成员统统称之为“蓝衣社“。
其实稍微懂一点军统内幕的内行都知道，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之后，蓝衣社已于1935年应日本人的要求而在形式上解散。
于是在戴利指挥下从事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前蓝衣社成员转移至第二处，最终成了军统局的骨干。然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蓝衣社”这个名字，仍然在别人的口头流传，。因此，该名在1937年之后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用以指称在“孤岛”和上海敌占区活动的所有国民党秘密特工。
比如之前提到的顾楫，他就是纯正的”蓝衣社“首批成员，也就是1932年3月成立的，对外公开叫做”力行社“的这个团体。因社员制服为蓝衣黄裤，故称蓝衣社。
而徐恩佐和军统搭上关系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所以，军统那帮人实在是不厚道。知道”蓝衣社“名气大，很能吸引这帮爱国青年，就投其所好告诉他们加入的是“蓝衣社”。实际上，他们也能自圆其说，一切破坏汪伪政权和日本政府的特工，都可以算作是“蓝衣社”成员……
所以，在这之后所谓的“蓝衣社”似乎无所不在，名声显赫。
例如，1939年秋天，五份上海报纸都发表了据称是蓝衣社在上海八个行动队的完全花名册，列出了队长、副队长以及情报与通讯官员的化名。
由于4月中旬上海周围，特别是上海至宁波铁路沿线，游击队活动日益频繁（时在当年7月日本人在此建立'和平模范区”之前），公众便较自然地将蓝衣社组织与这些活动联系了起来。
5月3日至10日的那一星期内，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宣称，他们逮捕了渗透进虹口的来自重庆方面的大量中国特工。他们表示：“虹口被渗透得如此厉害，以至日本士兵和水手不太敢在这一地区活动，除非两个以上的人结伴而行。由于最近遭到中国特工成功的袭击，连值班的岗哨也变得害怕恐怖活动了。”
日本当局声称，这些恐怖分子伪装成普通民众而进入该地区。乞丐的破衣、职员的服装，以及小贩的穿着经常被用来掩饰抗日和亲重庆分子的身分。
重庆支持的恐怖活动的程度因此激烈起来。
1939年6月20日，两名中国伪警察被杀于虹桥路附近的歹土。三天后，10个中国游击队员打伤了一名乘汽车的日本人，杀死了一名试图救他的日本旅游局雇员。7月1日，日本宪兵队的一个中国翻译被射杀于海宁路的家门前。
五天之后，一个中国枪手向使馆海军武官的日本厨师射击，当时，他正走在华德路北40码的荆州路上。
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和法国警察庆幸并无大的枪击或爆炸事件，但是在租界之外，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炸毁了沪宁线上48米铁轨，破坏了15节卧车车厢。
另一枚定时炸弹则在位于歹土的静安寺路1926号亲南京《国报》报社爆炸。炸伤了一名中国人，震聋了一人的耳朵，并使建筑物起火。另外，还有一枚手榴弹被掷进了南市蓬莱路上的日本宪兵队宿舍。
7
嗣后的两个星期相对来说比校平静，只有一个南京的通敌分子华刚被暗杀，当时他正在白利南路82弄的家门口乘凉。
然而，7月21日，当南京政权的保安队成员王德周被杀，日本宪兵队才真正开始陷入恐慌。王德周驻扎在松江，而重庆的恐怖分子已经在那里杀了他的几个家人。他便赴上海寻求庇护。
然而，21日清晨，他的末日来临了。当他离开格罗希路51弄的寓所时，八个枪手将他射倒在地。正当日本宪兵队收到王德周的死讯时，有关工部局警务处的俄国警官沙马金(D.B.Simajin)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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