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报纸之战的情况一样，炸弹的攻击不及对个人的袭击有效。1940年3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维震博士，在法租界华龙路自己家门口遭到5名持枪男子的绑架。
三月中旬，法官冯世德的家被4人的手榴弹所炸。与此同时，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审判长、检察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而3月22日，两位法官则遭到未遂绑架，他们受到手榴弹和枪击，幸未受伤。这个时期，即使是法院办事员和秘书，也可能被抓。
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办公室开始变成宿舍，所有的法官和高级官员都住在那里。一份英国情报评论道，“南京的支持者通过绑架，已对公共租界里中国法院的法官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恐怕他们无法抵抗很久。”
或者，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说：“这股对由重庆任命法官的暴行浪潮，乃是日本将所有重庆法院赶岀公共租界的企图的一部分。”
除了报纸舆论权以及法院的执法权之争，抗日战争的较大部分乃是金融战。
银行与银行争斗，尤其是国民政权与汪伪政权各自为了用自己的通货取代对手货币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上海，这种竞争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釆取了使用城市恐怖战略的游击战方式。
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则被南京雇用的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
他们企图主宰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目的是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控制。
双方都在从事这种恐怖活动。诚然，最初的几件银行官员被杀案，乃系重庆派出的特工对通敌分子的行刺。最轰动一时的炸弹爆炸事件，可能也是国民党军统特工分子所为，即2月20日对位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
那天是星期四，上午10点半，穿着中式长衫的六名男子走进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其中一人直趋二楼的经理办公室，但是一个会计的岀现惊吓了他。他便与其他诸人拔出手枪开了火，随后扔出4颗自制的炸弹，但只有两颗爆炸了。
袭击者匆匆撤回主楼梯，那里的一个银行保安试图拦住他们，却被他们开枪打死，特工们遂得以脱逃。
伪政权当局，试图利用这次国民党特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汪伪中央货币发行银行的悍然袭击，获取最大的宣传利益。2月25日，警务部长李事群在歹土的极司非尔路76号宣称：
“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重庆特工再次进行恐怖活动了。在过去两三年里，重庆恐怖分子进行了大量暗杀活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恐怖活动是“任何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最为下流的手段”，它企图对上海国际团体的共存进行恐怖威胁，使得经济复苏和商业繁荣不可能实现。”
谈及中央储备银行爆炸案时，李事群说道，上海仍有许多银行属于重庆政权，但是维新政府从未试图破坏它们。如今许多银行家和金融家倾向于维新政府与“和平运动”，李事群希望鼓励这种趋势。
他补充道：“本市就存在着许多重庆特工。我们既允许他们自由活动，也不想以谋杀对付谋杀。这些重庆特工仍被我们看成是中国人，只要他们热爱和平，遵守法律。”
“另一方面，如果重庆特工继续进行恐怖活动，那么就会陷于困境。自己（李事群）便会负起“公共安全”的责任，公开地迅速釆取行动恢复和平与秩序。“作为警政部长，我不希望上海处于恐怖气氛中。”
尽管李事群有这番讲话，但是仍然出现了3月3日正午，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未遂暗杀，以及3月21日重庆特工对该行一位资深经理的成功行刺事件。
由于已经有了李事群含蓄的警告，故国民政权方面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对手的报复，但是，却没想到日本及其傀儡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3月21日夜间，伪政权的恐怖分子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枪手们打灭电灯，开始向床上的人胡乱开枪。5个银行职员被打死，6人以上受重伤，他们都昏睡在浸透了鲜血的被窝中。
当夜晚些时候，确切地说，是3月22日（星期六）凌晨，多辆警车驶到位于歹土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穿着便衣的伪警察和几个日本宪兵将银行职员和其他雇员从床上拖起来。并于清晨3点钟，将128人带到恐怖的极司非尔路76号监禁起来。
第二天，即3月23日，警政部长李事群承认了拘禁中国银行128名雇员的事情。他说道，警政部很不愿报复“重庆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袭击愈演愈烈，而两个租界当局又未能采取任何行动。因此之故，警政部别无选择，只得下令逮捕由重庆控制的本市的银行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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