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三人十分恐惧，立即逃逸。数天之后，12月16日，当他听得传言，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赶往宁波，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
在审讯材料里，徐恩佐声称，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直至1938年2月底。当时，他回到上海，“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
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便衣侦探”道，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
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月中离开广东，乘火车抵达汉口。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徐恩佐告诉他，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
在此之前，徐恩佐已经在汉口。之前在上海的时候，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当抵达汉口时，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
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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