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紫荆关镇上的白郎起义军，原本准备和进攻的北洋军队打一仗随即向南撤退，进入湖北闹事；结果等到三月底，负责进攻的北洋军队不但没有上前围攻，反而向后退了一些。等到白郎从革命党人沈参谋那里得知国民党出大事时，已经是四月初了，而这一时期国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国民党总干事宋教仁被杀事件上，全国民众一片声讨之中。进攻白郎所部的北洋军队，也只是将其围住而不攻打。
三月二十日晚上十点多，发生在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遇刺案，可能是民国时期最大的悬案了，至今国内所有的认定结果都说是袁世凯指派人对宋进行暗杀的，直接主事人就是当时担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后世有很多文章分析揭『露』这件事并非赵所为，因为这样做没有意义。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都有他的原因或者目的，你要外出云南，或出差或旅游或治病或考察或其它私事，没有一个没有事干了随便到云南走一趟，到了机场或者火车站再坐回来的，除非他是一个神经病人。
料分析就认为赵秉钧没有刺杀宋教仁的任何理由或者借口，赵宋两人在京任职是相互私人关系本就不错，在宋教仁北京任职的时候，因为宋教仁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经常留宿赵秉钧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万支票给袁世凯时，也是委托赵秉钧办理并请求赵秉钧从支票中代为偿付五千债务。倘若两人关系不好，一是不可能住在赵家，二也断不可能委托赵替他还支票。再者，赵秉钧平生为人最耻投毒暗杀之事，认为非君子所为。我们现在看看宋教人如果死后谁获得的利益最大，会是谁呢？无疑是孙大炮，就在获悉宋教人遇刺的第二天，孙大炮就立即从日本赶回国内，他这么着急干什么？是关心宋本人还是关心国民党的未来，抑或是关心这个总理的位子？若是关心宋本人，两人关心也不会那么差，孙大炮这次离开中国时给袁世凯电报也不给同时国民党的宋教仁等人电报（孙文离开时只电告了袁世凯一人，而没有告诉宋教仁等国民党人），可见他并没有把国民党事业看成一回事。既然一不关心人，二不关心事，孙文这么着急从日本赶回来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政府』的总你位置。宋教仁没有死之前没有他的份，现在宋教仁被人刺杀了，党内已经无人可以和他比了，自然这位置就是他的。
所以个人观点是，孙文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其次，就是国民党在专门搞暗杀的陈其美一伙人。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表面是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着名的政治暗杀都有他的身影。而且此人对孙大炮一向比较推崇，他那封着名的长信总结教训追究责任，最后塑造出一个一贯正确、凡事正确的孙中山形象，成为神化孙中山的始作俑者。尽管陈其美在革命中表现卓越，一直紧跟孙大炮，但陈其美的个人名声却甚为不佳，譬如个人生活腐化、流氓习气等等。辛亥革命后陈在任上海都督时，由于频繁出入下流场所，舆论经常攻击他为“杨梅都督”；以这样品行的一个人，其革命的目的可想而知，权利和欲望永远是第一位的。个人分析他暗杀宋教仁的事情孙文可能不知情，时候才由陈告知，于是匆忙从日本赶回来收拾残局；但结果是宋教仁死了，他孙文的民国总理也没有当成，最后反而以宋教仁遇刺为借口，在一三年下半年发动了南北战争、也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在一三年下半年，中国的内『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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