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师奏报》是由杨镐和麻贵的联署，其内容最为真实，原因无它，因为杨镐和麻贵有隙，此事在朝鲜君臣内部，甚至明廷，都传开了。
两人之所以关系不好，也是因为政见所致，正如明廷内部文臣之中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一样，大明武将之中，也出现了主战派和主抚派。
而杨镐作为连番让日军实力大损的人，自然是坚定的要把倭人打怕，要打的他们不退不休，让日军害怕，退回日本的主战派。
至于麻贵，作为老将，深知明军在朝鲜的花费，自然希望早点结束战争，所以他主张用明军所打下的大胜仗，在拥有好机会的时候，利用外交手段，迫使日军知难而退。
正是因此，杨、麻二人不在战场，平日关系不好，这才保证了《东师奏报》的正确性。
毕竟，两个关系差，出了战场就基本不认识的人，要是相互之间有勾结，虚报明军，那可就奇怪了。
当然，明军的战损比很详细，但是日军就不一样了。
后世里，日本人一直不愿意承认蔚山之战里日军的损失在两万以上，他们只承认损失几千人而已，甚至于，不少日军声称蔚山之战，明军动用了百万骑兵来，因为寡不敌众，日军大败。
不过，那些日本人可是真敢吹的，张口就说明军有一百万骑兵。
要是大明那时候真有百万骑兵，那出兵朝鲜，怎么也不会就派几万人去？
而且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大明的边塞绝对会和平很久，终究，大明真要是有百万骑兵，哪里还有那些边塞附近的。
当然，蔚山之战的影响是深远的，大明和朝鲜联军，与日军的战损对比，实实在在的又给再次侵朝的日军泼了一次冷水。
明军所拥有的众多火炮火铳，特别是明军中拥有“东亚第一强军”的浙兵，在绝对强大的火器实力，日军即使在火铳上也很有实力，但还是不敌当时明军的战力。
日军这一场大战，可谓是惨胜，这也让日军在稷山大败之后，人心惶惶，士气大损，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轻易与明军开战。
战后，杨镐率军回到汉城，当即上疏朝廷，汇报此战经过。
疏中陈：岛山之贼指日可待，甚至于“不三两日，可生缚而生献之阙下”，没想到日军援兵四面前来，而明军早已疲惫，无法与日援军决战，只得撤回，将几乎可以摘取的胜利果实，就这样丢失了。
杨镐自陈有责任，“臣宜罢归，仍愿治臣委任不称之罪。但乞余生，返衰于陇亩，无致填壑于异域，终抱尸位遗亲之恨。另简才能者前来，专征讨之事，庶军伍之气色更新，海氛之清荡无难矣。臣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其实，杨镐自己亦感到责任难逃，故自请罢归，这可以说是一种遗憾心态的表露，但绝不是后世中国史料所载，杨镐讳败为胜，主动压下战败之事，和朝廷报捷的。
况且，就算杨镐有那个心思，但他也没那个能力。
终究，虽然杨镐是大明在朝鲜军务的最高指挥者，但是这并不代表杨镐能驾驭得住在朝鲜的所有军将。
毕竟这些军将，可是有不少当时大明的名将，他们的官职使得他们完全有渠道向朝廷告信，甚至直接向皇帝上疏。
而杨镐如果真要做讳败为胜的事情，很明显，他不可能把那些大明当时的名将全都收买，但凡有一个人不听他的，向万历皇帝或者朝臣报知消息，杨镐获得欺君罔上大不敬之罪，那又哪里能活命？
朝廷接到杨镐奏疏，下圣旨曰：“屡报东征全籍，奋勇争先，亲冒矢石，斩获数多，何速遂有此奏，专无靖难之计?倭情甚狡。遂与总督等官，竭力筹划，务为万全退便之计。”
那时，万历皇帝看到杨镐奏折时，尚未接到后来丁应泰的弹劾杨镐的奏疏，所以万历皇帝不仅未准他辞职，还加以鼓励，敦促他“竭力筹划，务为万全退倭之计”。”
与此同时，总督邢阶也上疏汇报此战情况，其解释未能将倭毙其功于一役的原因，曰：“奈何风雨为阻，士马久疲，且水陆之援兵俱至，此时围不得不解，兵不得不撤，抚臣临时变通，班师而还，深为有见。”
对于杨镐撤兵班师之举，深表赞同，认为是明智之举，颇有见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极大的避免了明军伤亡。
同时，邢阶也为杨镉请功曰：“役也，奋勇争先，战胜攻取者，诸将出之我力；设伏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然独全藉抚臣杨镐。
跃马身先士卒，环甲亲临行阵，主筹运算，无一事不经其心思，无一命不赖其指授。
至于冒矢荷简不膜，穷日夜而无休，励兵图贼，终始如一，盖尤为人所难也。
是以堂堂正正，成此奇捷，厥功伟矣，今以劳瘁偶疾，而天窃忠良，旋当痊可。
若逃然乞休，国之大事，更籍何人?伏乞天语勉留，暂行调理，另图战守。
乃若职在王京，虽东顾西眄，南催北运，未敢一息之少停，然匣中之虎复出，签里之鱼再游，未竟九簧之功，实乏万全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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