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失陷后，贺胜桥镇的湘军大营直接暴露在复兴军兵锋之下。大营内湘军官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贺胜桥镇与汀泗桥镇一样，因桥得名。贺胜桥原名罐山桥。南宋末年，咸宁人在罐山桥抗击元军，取得胜利，故将罐山桥改名为贺胜桥。
贺胜桥地处咸宁北大门，若从南面进攻武昌，贺胜桥是必经之路。历史上，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曾在贺胜桥与军阀吴佩孚发生激战。
曾国藩率领湘军大营从武昌城外撤退，几经辗转，在贺胜桥扎营固守。他本想集中优势兵力守住咸宁，攻下汀泗桥，打通南下之路。没想到，湘军不仅没守住咸宁，反而全军覆没。
屋漏偏逢连夜雨。复兴军的铁甲舰开进斧头湖、梁子湖，在贺胜桥以北登陆，切断了贺胜桥与马鞍山、金牛镇的联系。
贺胜桥的曾国藩、马鞍山的鲍超、金牛镇的李续宾三支湘军彼此孤立，互相难以支援。湘军后路已断，粮草、弹药得不到补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复兴军无需强攻三支湘军，只需严密封锁湘军，就能断绝湘军后勤补给，使湘军不战自乱。
攻陷咸宁后，复兴军抓紧时间休整兵马，准备对剩余湘军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歼灭湘军主力。
吴捷本在陆溪口，听闻南路军攻隐咸宁后。他喜出望外，来到咸宁，召集前线大将开会，研究下步作战机宜。
在咸宁前线的中路军、南路军高级将领参会。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原湘军降将，现任水利部长、江西省咨议局局长黄冕也来到了会场。
黄冕也算得上是湘军前辈，是曾国藩的好朋友。曾国藩刚创建湘军时，曾委托黄冕铸造劈山炮，办理厘金局、盐茶局、东征局，管理湘军粮台。
对于曾国荃，黄冕也很熟悉。1856年，黄冕担任江西吉安府知府，请曾国荃统带新军，在吉安对抗复兴军。曾国荃的吉字营，名字便取自“吉安”。
当时，复兴军在吉安击败曾国荃。黄冕被俘投降，受到吴捷重用。曾国荃侥幸逃脱。
众将看到吴捷带着黄冕莅临咸宁，便猜出了大半。
会议一开始，先由作战处长高翔介绍军情态势。作战参谋冯国瑞早就绘好了一幅敌我态势图。高翔对着地图，向大家介绍起当前军事态势。
北路军方面，罗大纲挥左七军第五师、太平军李秀成部，全歼湘军毕金科部，毕金科本人战死。
绿营王国才部三千人不敢应战，与复兴军甫一交手，就溃散了一半，其余一千余人落荒而逃。一千多名绿营残兵赶在复兴军合围汉阳、汉口之前，抢先跳出了包围圈。这些人战斗力低下，无需多虑。
江北湘军只剩两千人，由湘军大将普承尧统领，已被复兴军包围，覆灭在即。
另外，胡林翼兵行险着，率领两千人在汉口下游黄州渡江，给北路军造成不小的麻烦。
吴捷已经传令罗大纲，要他把李秀成部太平军留下，向湘军普承尧部发起强攻。罗大纲本人则与复兴委员于中川一起，率领北路军主力，迅速向荆州、襄阳进军，尽快夺取湖北。
胡林翼本来就体弱多病。据敌工处的情报，胡林翼在武昌城外受了枪伤，命不久矣。胡林翼这两千残军，由韦俊负责追剿。
中路军、南路军方面，当面之敌已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湘军残余还有大约一万五千人，分驻马鞍山、贺胜桥、金牛镇。其中，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驻贺胜桥，兵力最盛，约有八千人。
这些湘军都已陷入绝境，粮草、弹药无以为继。官兵士气低落，开小差现象非常普遍。
复兴军利用宣传弹，向湘军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势。宣传弹里的宣传书雪片般飞向湘军阵地，湘军官兵争相抢夺劝降书，准备凭此向复兴军投降。
曾氏兄弟束手无策，只能靠严刑峻法维持军纪，防止湘军崩溃。已有湘军军官私相沟通复兴军，试探投降条件。
湖南方面，复兴军攻克了株洲，太平军黄文金攻克了浏阳，威胁湘潭、长沙。湖南省内的湘军只可自保，无力支援曾氏兄弟。
湘军水师统帅杨载福带着三千水师从宜昌回到长沙，准备倾尽全力保卫长沙。
作战处长介绍完当前敌我态势，众将喜不自禁，对战事发展非常乐观，眉飞色舞地议论起下步军事举措来。
吴捷抽完一支烟，清了清嗓子，对众将笑道：“都别小声嘀咕了，有什么意见建议，都敞开了讲。我这次来咸宁，就是专门来听取大家意见的。”
复兴会讲究民主，只要上级尚未做出决定，下级皆可发表意见；又格外强调执行力，一旦上级做出决定，下级皆要闭紧嘴巴，无条件地执行上级决定。
众将互相对视一下，抓住机会发表起意见。
有人主张尽快转入进攻，全歼湘军残部。右二军第二师在咸宁之战中损失了不少陆战队员，师长杨易峰便持这种意见。他说:
“马鞍山、贺胜桥、金牛镇这三部湘军，分别由鲍超、曾国荃、李续宾统领，堪称湘军最精锐的部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也随曾国荃驻守贺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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