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捷说完，谈判桌上一片沉寂。他敢威胁阿礼国，说得有根有据，令大家始料不及。
他并非在说空话。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此战起因于沙皇俄国向西扩张，威胁英、法等国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利益。
这场战争是拿破仑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意大利前身）先后向沙皇俄国宣战。奥地利也和普鲁士达成防御同盟，背叛了曾与沙俄达成的“神圣同盟”。
1855年，英、法、俄等国深陷克里米亚战争泥淖。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才以俄国战败而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的另一个负作用于：帝国主义掉头东向，加紧入侵华夏。英、法列强腾出手来，率军东征华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在西部扩张遭遇强大阻力，开始掉头东向，加紧入侵华夏东北、西北。
西方有句谚语：“剥开一个俄国人的皮，就会看到皮下蒙古人的血脉”。沙俄地兼欧亚，一直不被英法等欧洲强国接纳。
在晚清外交使上，李鸿章等人都曾试图接近沙俄，抵抗英法等国侵略。
假若中兴公司与俄国商人加紧合作，为沙俄提供新式枪炮，或者授权新式枪炮的专利，这将大大地不利于克里米亚战场上的英法土联军。
万一沙俄借助中兴公司，装备起大量新式枪炮，将大大提高俄军战斗力。到时候，克里米亚鹿死谁手可不好说。
这种严重后果，是阿礼国这个小小的驻沪领事所不敢承担的。不管他有多傲慢，都绝对不敢把中兴公司逼上绝路，推向俄国那边。
实际上，自清初起，华夏与俄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中兴公司与俄国商人合作，并非没有可能。
俄国人比英国人、法国人更加灵活。譬如，英国人、法国人绝对不会在清帝面前下跪，绝对不会在外交礼节上让步。俄国人则无所谓，坦然向清帝下跪。
自清初起，清廷便允许俄国在北京长驻东正教传教士团，开放恰克图等边疆城市开展贸易。
唐约翰打破宁静，说道：
“陈城股东代表说得很对。我们中兴公司也有自主选择权。选择友好的合作商，这对中兴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举贤不避亲’。我本人就是米国人，如果公司股东侧重与米国商人、俄国商人合作，我也乐见其成。”
说完，唐约翰看了下米国驻华专员麦莲。麦莲列席谈判现场，一直默不作声，冷静观察着谈判双方。中兴公司潜力巨大，麦莲更希望中兴公司优先与米国合作。他说：
“唐先生说得不错，米国商人非常期待投资中兴公司。唐先生本人便是米国商人，应该明白北美市场前景广阔，东亚至北美航运条件优越。米国联邦政府非常期待与中兴公司展开坦诚、深入的合作。”
米国刚建国不久，在对华问题上更侧重于开展经贸往来，不主张对华使用武力。这与米国孤立主义传统是一致的。
这方面，可以从麦莲的职务上看出一丝端倪。麦莲的正式职务是米国驻清国专员，不像英、法那样直接派驻公使。
华夏把“礼”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满清也把朝贡外交体系作为维护天朝上国的关键之举。
清廷之所以允许俄国人驻北京，是因为他们承认进贡外交体系，甘心向清朝皇帝下跪。
对于英法列强而言，向清廷下跪无异于奇耻大辱。他们坚决不肯向清帝下跪，清帝咸丰也拒不承认、接见外国公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丰以“放弃关税收入”、“开放通商口岸”为条件，要求英法不得派公使驻北京。英法不依不饶，坚持要派公使驻京。
为此，咸丰逃往热河“北狩”，至死都不回京，也不接见外国公使。为了维护天子的面子、回避正常外交礼仪，咸丰竟甘愿放弃国家主权。清廷如此顽固保守，焉能不亡？
1855年，清廷尚不允许外国派遣公使驻华。英法无视满清禁令，自行派遣公使驻华。米国则相对谨慎，称派驻华夏的外交使节为“专员”。
吴捷明白，对付列强，华夏无力以一国敌多国。但列强在侵华问题上意见分歧，复兴会可以借力打力。
历史上，为了对付列强，李鸿章等人试图分而治之，甚至不惜与沙俄签订密约。但弱国无外交，李鸿章虽然精明强干，奈何国力虚弱，终被列强耍得团团转。
目前，复兴会只是一个偏居内陆的地方政党，中兴公司也只是一个有潜力的小型企业。在自身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吴捷无力奢谈对抗列强。
他能做的，只是继续韬光养晦，埋头苦干，先把复兴会建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再把中兴公司培育成一个有实力的企业集团。
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两项工作比攻打南昌要重要的多。历史上，1856年9月，天京事变爆发，太平天国诸王火并。这是太平天国的灾难，却是吴捷入主天京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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