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53年初，江苏巡抚杨文定便指示上海道吴健彰，要他向洋人寻求援助，共同镇压太平军。
当时，外国货物大多经上海输入内地。上海海关又称江海关，关税收入很丰，上海道是天下第一肥缺。
吴健彰原是广州十三洋行的仆役，因他乖巧勤快，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逐渐脱颖而出，跻身十三行行商之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吴健彰看准时机，从广州转移至上海，成为旗昌洋行的大股东。他豪掷五十万两，捐官成为上海道台。
清廷认为吴健彰有“通夷之才”，任命他为苏松太道（上海道）兼江海关监督。吴健彰雇佣洋行武装商船，又去澳门招募了数百名洋人雇佣军。
除此之外，吴健彰还伪造太平军檄文，在上海洋人中间散播仇恨情绪。
洋人不信任吴健彰，不肯轻易下场支持清军。
杨文定无奈，只好亲自上阵。他以江苏巡抚的身份照会各国驻沪领事，请求列强帮忙镇压太平军。
各国领事本在上海观望，拿到江苏巡抚的照会后，他们才踊跃起来，准备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寻找合适的立场。
不列颠驻沪领事阿礼国最是积极。他向驻扎香港的不列颠公使文翰发出一道紧急公文，建议文翰调遣舰队，干涉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从中渔利。
阿礼国认为，太平军难成大事。此乃天赐良机，若英军及时干预，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则不难从中攫取利益，争取“无限制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直接外交关系”。
文翰拿到阿礼国的急信，十分重视，若能干涉华夏内战，不列颠必能从中渔利。他立即行动起来，从香港起身前往上海，并向高卢国、米国驻华公使致信。
文翰建议，三国应迅速联合起来，组织一支联合舰队，首先占领“镇江府”，防止叛军骚扰上海，再伺机武装干涉华夏内战。
为炫耀武力，文翰集结了一支舰队，以“哈米士舰”为旗舰，又从厦门调来“撒拉曼特”舰，从宁波调来“拉特雷”舰，先后在上海集结、补给。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满清与不列颠国签订《金陵条约》，开放上海、厦门、宁波、广州、福州五座城市，与外国通商。不列颠国因此得以在五口驻泊军舰。
文翰在沪期间，太平军攻下天京，各国领事大为震惊。他们这才发现，叛军战斗力强，清军一战即溃。看样子，叛军是有实力问鼎天下的。
文翰随风转舵，对太平军态度大反转，转而宣布“不干涉”，既不支持清军，也不支持太平军。
当时，不列颠国为世界第一强国，文翰也以洋人领袖自居。他在上海召集不列颠侨民，召开全体英侨会议，决定建立“上海义勇队”，由不列颠军官任队长，试图武力阻止太平军入沪。
安排已定，文翰决定亲自到天京走一趟，实地观察太平军实力，试探洪杨态度。
不列颠人船坚炮利，哈米士舰是世界最一流的战舰。文翰乘坐哈米士舰，自然不把太平军放在眼里。
舰队来到镇江江面，文翰没有照会焦山太平军，径直往上游闯去。
谁知，太平军毫不怯敌，当场向不列颠舰队开炮示威。焦山炮台已经装备了洋铁炮，不列颠人大为震撼。
太平军炮火猛烈，装备精良，大大出乎文翰意料。他不得不按照外交礼节，向焦山太平军投递书信，说明自己准备前往天京访问。
吴捷正在扬州，邹世安不敢擅作主张，急忙派人去扬州送信。
待吴捷返回镇江，双方已经僵持半天了。
文翰派来的使者叫密迪乐，他是个“华夏通”，对华夏情况十分熟悉，曾专门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中文。
密迪乐早在1843年就已来到华夏，先后辗转香港、广州、上海，担任驻扎三地的领事翻译。此刻，他任不列颠驻沪领事阿礼国的翻译，被文翰看中，要他一同前往天京。
一见面，吴捷便和密迪乐握手行礼，给密迪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密迪乐会一口流利的汉语，寒暄过后，两人开始唇枪舌剑起来。密迪乐质问吴捷，说：
“吴将军，我们不列颠人秉持友好态度，抢在各国之先，前往天京访问。贵军为何不问青红皂白，贸然向我大英舰队开炮。为了我们的友谊，愚以为，将军应该严惩焦山守将，以儆效尤！”
这话说得蛮不讲理。
吴捷当即反驳道：“按照国际法，他国武装力量不得随意进入别国领土。你们自以为船坚炮利，率舰队溯江而上，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我们不是清妖，不怕任何侵略者，敢于迎击一切来犯之敌。”
吴捷声调不高，语速不紧不慢，却有理有节，自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力量。
密迪乐有些出乎意料，这个年轻的太平军大将竟然知道国际法。看来，太平军中人才济济，不可小觑。他狡辩道：
“将军实有不知，文翰先生是不列颠驻华公使，我们是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天京的。我们的态度是一惯的，那就是尽可能与华夏和平相处，互利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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