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蓝色桌布上的红酒渍狞厉刺眼，酒杯交颈而卧，留声机里还放着我与千鸾最喜欢的舞曲。
泛黄的日历露出嘲弄的诘笑，每一页都在提醒我的存在有多荒唐。
墙上的老钟咚咚咚地连续敲打十二下，制造恶劣又徒劳的回音。
我困在十月十日这一天，一次次睡去醒来，终是无用。
十月十日的黄昏，我坐在窗前等待千鸾，她拎着一篓玫瑰在楼下的霞光里冲我挥手，窈窕的子弹穿过千鸾的腰身。
她枕在青石板上，旗袍上晕开了千瓣荼蘼。
十月十日，我也还活着，期待着和千鸾一起去吃西四街的肘子酱面。
可他，终究不肯放过我……
一想到他，额上的青筋就突突地跳，房间是那样地密不透气，像是落入沼泽找寻不到边界也感受不到来风。
我拽住桌布一角狠命地扯下，杯子瞬间化为碎片。
我按下手掌，疼痛感总是如此真实，可是，刻意造成的伤口与这房间的陈设，都会复原，一切都会回到千鸾离开我的那天。
我像一片干裂的田，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有仇恨在冒烟。
镜子里的人瘦骨嶙峋，遮耳的短发，蓝色的布褂，黑色的长裙，仍是在北平学堂里的装扮。
可即使穿上旧时的衣裳，我也回不到从前了。
脸上残留着猫的抓痕，手腕上是阿婆留下的银镯和绳子摩擦留下的斑斑旧痕。
绣球懒洋洋地从衣柜里滑出来，绕过一地狼藉爬上窗台伸展。
它高高地撅着屁股，又圆又大的瞳孔在阳光下已变成一条黑缝。
这屋子里，除了千鸾养的玫瑰，它是唯一的活物。
窗外是青砖黑瓦，是霓虹灯牌。
我想过破窗而出，结束这一切回忆，但一靠近窗子，绣球就会发疯一般地挠我。
我思量逃离，它就会与我一样狂躁不安。可我应该跳下去，躺在千鸾的身边，这才是事实。
急促的敲门声传来，一切都是过去的重演。
门外传来试探的声音：“金姑娘？金姑娘在里面吗？”
接下来是几个男人窃窃私语的声音，随后又重重地敲门。
他们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藏身之地，他们要抓我回顾念身边，或是丢回那冰冷的医院里，逼着我吃下一天三餐的药片。
我没有疯，疯的是他们，长夜如虹、纸醉金迷里全是他们的罪孽。
那天，他们找上门来，我确实吓坏了，躲在箱子里不敢出声。
听他们交谈，似乎并不太确定我是否就藏身此处，不然以他们的做派，定是砸了门也要进来瞧瞧。
千鸾好不容易把我从医院救出来，我一定不能再被抓走，顾念他是故意的，把我丢在疯疯癫癫追来追去的病人中间，用药片、针管和绳子消磨我的意志，想让我向他妥协求饶。
绣球跑到门边用爪子狠狠地挠门，不过，现在的我心无波澜，因为十月十日那天他们没有找到我。
千鸾会从花店及时赶回来。
我倚在桌边耐心等待，快了，快要听到千鸾的声音了。千鸾原本住在北平燕华街上的陆公馆，小时候燕华街上的宅邸都是有些地位的。
她家里姨娘、兄弟众多，也算是大门户，常请了戏班子搭台设宴，往来结交的也都是北平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只是近些年，陆伯父在新晋的官员间也只能混个脸熟儿，家大难持，入不敷出，吃穿用度上不及当初得意，脾气也越来越差。
千鸾与我自小相识，又同在女子学堂里念书，少有忧虑之事。
只是随着千鸾日渐出挑，姨娘们便动了心思，串掇着陆伯父将她许给茶行年近五十的陈老板，谋个好姻亲。
千鸾的亲娘淡泊不争，原是从苏州买来的，只在自个房里钻研绣工，虽对千鸾疼爱，却很怕事，不敢与丈夫争论，只能悄悄哭着劝女儿听话。
千鸾一滴泪没掉，恨恨地啐道：这是她们的好姻亲，与我什么相干！
其实，自阿婆死后，北平也没什么人是我舍不得的。
小时候繁星满天的夏夜，我常躺在阿婆怀里，听她边摇蒲扇边讲故乡的风土人情，阿婆的京味儿里总还夹杂着一丝丝的吴侬软语。
我想那该是个温柔的地方，心向往之。
我与千鸾稍作商量，便果断收拾了银钱一路逃到了上海。千鸾只给她母亲留了一纸交待，谎称去了陕西，劝她不必挂念。
初到上海时，我在一家茶馆里唱绍兴戏，唱的都是从小跟阿婆学的曲艺，算不得出彩，只在这雕梁画栋的地方应个景，供客人们耐心地等茶色。
若是在北平，大小茶馆满胡同，日日有客来暖座儿捧场，只把茶水供好，不愁生意不红火。
可我待在这茶馆半年，眼见着来客越来越少，上了年岁的朝暮里坐着，并不点好茶，也不兴打赏。
掌柜的不好开口，我便打算自个儿知趣请了辞。
未等开口，来了一群西装革履的爷们儿，领头的嘴里叼雪茄，头发梳得服帖，看人不拿正眼瞧儿，听掌柜的说，他是顾司令的亲弟兄，在这里做生意的都得唤他一声顾三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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