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1年，我十七岁。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我凭借着谦逊刻苦的学习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叔父说有了陆少爷的消息就回中国。我开始等待，一边自由地打发回家前的日子。
那时正值昭和年代，公园里尽是西欧装扮的少女，不由得想起以前和同学一起在户外练习芭蕾舞的时候也是这般愉悦无畏。
洁白的裙摆，小心翼翼踏在湿漉石板路上的足尖鞋边缘的甘露，篱笆后面盛开的樱花树，都勾勒出生活待我美好又宽容的幻象。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我还是喜欢梳两条麻花辫，肩上搭着家乡青底白花的油纸伞。
月色的长裙露出小腿，清早在租来的公寓里浇花谱曲，偶尔到图书馆里阅读。
我在那个浸满夕阳的空间里认识了书页里翻飞的茂德·冈，即使贪恋温柔水乡的诗意却还是更羡慕那种追求炽热与动荡的人生。
午后是背起笛子拖着影子穿过长长的街道，去邮局给家里寄信的时间。
回来时我总喜欢绕远路走过当时东京最大的宝冢歌剧院门前，只愿看一眼受西欧话剧风潮的影响排的西洋剧目预告。
宣传画报上跃动的音符在眼前跳动，可刚刚取回的家信里，堂姐被国民党通缉、祖父在江苏病倒而断了所有收入来源的消息使叔父愁眉不展。
在日本的生活本就不宽裕，如今又陷入这般境地....
我开始在悲伤里度日，榻榻米因阴雨逐渐发霉，从中国带来的小手提箱上蔓上绵延而鲜明的焦虑。
那里面是他前些年写来的信，我伤感起来就取出来一封一封的看。
泛黄的稿纸上细细贴着的，有剪下来的民报、新青年里的文章，也有诸如“世间治愈的是愿意自渡的人”之类安慰我的话。
他是唯一深知我容易沉溺在伤愁里的人。
郁郁不振的心情持续着，直到有一天在常去打工的一家洋食店门前，有个人拦住了我。
发梢上尚且沾着洗碗溅起的水珠，日光从这个角度斜切进来，我诧异地抬头——一张白皙俊朗的脸庞，眼神里的温柔让我疑惑。
我被吓了一跳，不过下一秒就反应过来面前的人是藤原。
我认得他，在早稻田的图书馆，曾亲手帮我取过高处的书。那不似传统日本人的长相，柔和明亮的江南烟雨般清爽的眼睛和肤色。
“白小姐，”他微微欠身，睫毛垂了下来，后半句不知道将要说什么。
我好奇地向前探了一点头，想要看清他的表情。对方却在柔软的阴影里慌忙后退了一步，我赶紧道：“藤原君……你有什么事么？”
他抬起头来，对上我的视线。“有样东西，我想要交予你。”
一本书被轻轻递到我手里。
我低头，一阵咳嗽声，再抬眼时那个挺拔而温润的身影已迅速地消失。
晚饭时，叔父靠在灯下写家书。
圆木方桌上几卷精细的图纸，德国牌的墨水盒写满了交头暗号，我埋首在烟灰缸边堆放的烟头和火柴里默记乐谱。
自从四年前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后，国共合作破灭，我就习惯在家里见到这些用火柴棍划过的地图方位之类的标记。
如今叔父在东京化名白延，虽说已不再是当年参加同盟会的代号，却仍难以逃脱眼线的掌控，导致定期搬迁已然成为例行之事。
“慧芝，去帮我沏一杯茶来罢。”
我应了声，一抬肘子把白天那本书碰落在地，抖出了一张纸，和瓷砖白绿交映得显眼。
叔父透过厚眼睛片注意到了，常年的秘密政治工作使他此刻用严峻目光无言地询问。
“方才街上碰见同学，随手送了一本书，大概只是里面夹着的书签……”
叔父欲言又止，这时跑腿的小武突然拉了门进来，急切地同其耳语。
随后，我看见焦虑蔓上他紧锁的眉来。
心里正疑惑着，却瞥见手里攥着的纸竟是歌剧票据！
东京宝冢歌剧院，奇怪——竟是我一直最喜欢的《奥赛罗》。映演时间是明晚六点整。
当年我还只听闻阮玲玉演的“桃花泣血记”，陆少朗便向我普及引荐了西方的歌剧。“洋人的那一套，其实还挺有趣的，就当是练习英文也好。”
我用指尖抚摸着没有镀金的锯齿状白色边缘，还没等狭小的餐室竟变得灯光柔曼起来，就听见叔父在烟雾缭绕里的声音降了八度：
“你祖父病危……少朗大抵是寻不到了，我们明晚，就回江苏。”
东京的夜晚，稍许西洋化的气氛弥漫着爬上树梢头。
一轮明晃晃的圆月在水雾里闪烁皎洁，心照不宣地从歌剧散场的人流里抽离，穿过夜色在较为空旷的江边小径上并肩往前走着。
“今晚的月色真美丽啊。”藤原的声音传来。像湖水一样清冽的少年的音色掷在空气里，漾出一圈圈明亮的涟漪。
我轻轻点头，目光却投向远方。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这是在江南，会更加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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