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儿神色松缓了些：“欧巴是为了我才想到的？好开心呢。但还是不去了吧，我也不信这个——我是天主教-徒呢。”
“也是，差点忘了。你们韩国人那么多天主教徒，真不像是东亚国家。”顾莫杰自言自语了一句，心中却紧急盘算着，“那我倒是知道有个教堂不错——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非要天主教的？”
宝儿婉然一笑：“那倒不讲究。我们韩国的教会很多也是美国传来的，哪有那么形式主义。”
原来也是个分不清天主教和新教差别的家伙，顾莫杰心中暗笑，倒是他自己把问题弄严肃了。
两人迷迷糊糊依偎着到了天亮，收拾好后，都穿着高立领、戴着大墨镜，让女保镖开着保姆车，去了市中心最古老的教堂天水堂。
顾莫杰的变装比权宝儿更严密，因为这里是中国，认识他的人显然比认识权宝儿的人多得多。要是在日本的话，两人就处境立换了。
呼吸着2008年的第一缕新鲜空气，两人的心情都挺不错。
教堂看着有些斑驳，也不宏伟，但是走近门口的时候，权宝儿却觉得呼吸有些压抑，手心出汗，紧紧地攥着顾莫杰。
她这辈子是没机会走进教堂宣誓，说“我愿意”了。作为一个教徒，这种状态对她的打击其实比费莉萝更沉重一些。毕竟费莉萝只是一个事业型女强人，没有信仰和宣誓这根弦。
“你不舒服么？”顾莫杰察觉到了宝儿的异样，温柔地问，一边环住了对方的腰肢，不让她软下来。
“没有。”宝儿深吸一口气，微微靠着顾莫杰，走了进去。
里面在做新年弥撒，顾莫杰引着她一边缓缓而入，一边轻声解说：
“别看这教堂不大，已经是现存最悠久的了，1860年造的。更早的教堂原本也有，但是晚晴时候，因为太平军打天主教的旗号，所以清廷控制范围内都清教，教堂都被毁了。
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重启谈判、逼着清廷重开教禁。然后当年就有一个年轻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来这里，筹建了这个教堂，叫天水堂。长老会传教士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十八年后，他的儿子在钱塘出生，这孩子就是司徒雷登先生——后来的燕京大学、之江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
权宝儿好奇地附和：“原来是美国人造的，历史还挺曲折呢。那个司徒大使好像挺有名的吧？我都听说过——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叫《别了，司徒雷登》？”
“是的，看来美、韩没少拿这篇文章黑我们呐——那是毛先生写的。”顾莫杰莞尔一笑，见宝儿对此有兴趣，他也就侃侃而谈地继续说些佚事趣闻。
“司徒先生当大使那几年，据说每当蒋先生接见英美政要，蒋夫人都是最喜欢陪同的——因为可以显摆她的英文水平，给蒋先生当翻译。
但蒋夫人唯独不喜欢介入的，就是司徒先生和蒋先生的会谈。因为每到那时候，两人都讲钱塘方言，不用翻译。反而蒋夫人听不懂钱塘方言，只能在那里干坐着。司徒先生毕生在华50多年，钱塘就住了四十年，方言讲的比我还好。”
（注：宋-美-龄可以听懂宁波话，但是听不懂杭州话。）
权宝儿听着这些趣闻，不禁莞尔，差点微笑出声。旋即想起台上正在做新年弥撒，掐了顾莫杰一把，示意他安静一点。
顾莫杰听话地安分了下来，尽管弥撒的内容他不太听得懂。偷眼看宝儿时，竟然神色很是虔诚。
她究竟在内心默默祈祷些什么？顾莫杰看着她的表情，就想起五天前在《印象西湖》舞台上，宝儿唱《圣诞快乐》时对着十字架默默祈祷的表情。
一个小时的弥撒很快结束了，神职人员给来的人依次分发圣餐小饼和小杯的红酒，有些信众纷纷把本月的什一捐给交了。
（注：天主教的圣餐只有饼，用的是不发酵的死面饼，没有酒。但是新教和正教“可以”领酒。饼和酒在圣餐礼里面，分别代表“最后的晚餐”中的“圣体”和“圣血”。）
“还要捐款？糟了，都忘了这事儿了。”顾莫杰一下子有些头大，他是知道教堂里那点破事的。据说按照什一捐的规矩，虔诚的信徒该捐当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做善事。如果昧心少捐，其心不诚，也没啥意思了。
要是直接不捐扭头就走，理论上也行，这本来就是自愿的，牧师也不至于像僧人那么跑上来恶言相向。可问题是顾莫杰如此身份，怎么丢得起这个人？
倒是宝儿心细，见他面色不豫，扯了扯他的衣袖，促狭地说：“没事儿，你上个月都在烧钱和马花藤大战，完全是赔钱的，又没赚。咱按照我的收入捐一点，就好了。”
顾莫杰的表情变得很精彩，自嘲了几秒，耸耸肩：“你好聪明，那还算我运气好——幸好不是卖产业园或者ipo那个月进教堂。否则岂不是直接几个亿出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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